铭文是常刻写于器物、金石或建筑之上，具有颂赞或戒勉功用的一种文体。从总体而言，铭文是一种介于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边缘性应用文体，它的发展演变体现出文学化进程。从文体功能和内容来看，铭文可分为颂赞铭与戒勉铭，其中颂赞铭包括祝颂、记功颂德和题咏礼赞三小类，戒勉铭包括自我戒勉与普遍戒勉两小类；从题刻载体来看，可分为器物铭、居室铭、山川铭和座右铭。依据题刻与文体功能相似的原则，一些学者把碑铭等归入铭文的范畴。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碑铭应是铭文的衍生体，两者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但碑铭在文体特征和文体形式上均呈现出与铭文明显不同的风貌，已可独立为一体。 铭文起源于殷商青铜器铭，它从孕育到正式形成再到革故新变，其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渐进演变过程。在演变过程中铭文从简约发展到复杂，种类从单一衍生为繁多。 (一)先秦是铭文的发韧及形成期，青铜器铭从作记事之用的符号演变为一种文体，继而具有了一些共同的文体特征和功能，铭文文体复合因素开始出现并趋于稳定。在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作为一种正式文体已经初步形成。初期铭文都是叙事性的记事铭，是适应当时严格礼教制度的庙堂之制，偏于社会功利性，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二)秦汉是铭文内容、形式、功能定型的时期，铭文在这一时期逐渐规范、完善，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体制。题刻载体的范围基本确定，从青铜器扩展到碑石、建筑和日常生活物件。在形式上确立了以整齐凝炼、声律和谐的四言韵浯为主的体制。后代具备的各种类型的铭文均在这一时期出现，并奠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文人开始重视铭文的创作，并作为主体正式加入到创作者的行列中。(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秦汉已定型的铭文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内容上有些尚未得到完善的铭文进一步完备起来。山川铭除了原有的颂赞性质得到发展外，还出现了戒勉类的山川铭。最显著的特点是铭文“铭刻”行为的虚化，写作题材进一步扩大，标志着铭文的创作已走向了一种纯粹的书面文学创作状态。部分铭文已完全脱离了原来的实用功能，完成了由非文学应用文向纯文学性美文的美学嬗变。 铭文在演变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其它文体的特点与功能，与碑铭、箴文、颂体、诫文等多种姐妹文体之间产生了渗透与交叉，并在形制上获得了灵活丰富的特点，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发展态势。 铭文的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对应了文体创造的三个历史阶段——文体复合体聚集阶段、出现文体摹本阶段及创造性转化阶段。铭文的发展演变完整地凸现了一种文体发生发展的各阶段特点，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内部构成因素作为铭文整体的每一个侧面，也有其相对独立的演变史。文类品种从少发展到多，呈现出一种蔓状生长的文学生态：题材内容的范围从狭小发展到复杂多样，从社会历史推演到客观自然环境；体制与形式的发展则经历了从疏散无序到整饬有序再到求新求变的过程；叙事性铭文叙述方法从简单发展到复杂多变，叙事成分从单一发展到事、理、情相结合，由于独立抒情成分的出现与增加，最终形成了抒情铭文；随着语言运用技巧从简单到繁复多样的演变，语言风格也由先秦的佶屈聱牙、语晦意简，发展到秦汉的典雅庄重、语浅意深，再至魏晋南北朝的流丽轻灵、辞丰意巧。 文体发展的规律，实际上是文体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下表现出的某种恒守性的特殊运动方式。从铭文推及到各种文体，这种运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共性的。首先，文章的生成，是从个体到群体的一种文章存在，文体的生成实际上是文体模式建构的过程。而文体消亡的实质是文体复合体的消解，它的某些文体要素常常转移到另外的文类中，甚至参与了新文体的建构。其次，兴衰更替、潮起潮落是文体发展的一种必然。当某种文体内部构成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或特别活跃，同时又符合某一时期社会生活和人们审美心理时，某种形式的文体就兴盛。反之就会约束文体的发展，使其走向衰落。最后，文体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一方面具有超时代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发展却又不得不依赖于变革。当社会生活对文体本身提出了新的要求，或者作家独特的艺术经验与审美感受力、创造力，与固有的文体模式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促使有作为的作家挣脱原有的文体规范的束缚，突破僵化的文体惯例时，文体都会发生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