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和程颐这两位思想家在中国易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两者最重要的哲学著作都是关于《周易》的。前者是易学义理派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后者则是使义理派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功臣,亦是理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程颐的《伊川易传》仿王弼《周易注》的体例,经传掺和,注卦爻辞和《彖》、《象》、《文言》,而不及《系辞》、《说卦》和《杂卦》。唯一不同的是,程氏把《序卦》分置诸卦之首而释之,而王弼则否。因此,两作在形式上都非常接近。由于这两部著作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的影响都很大,同属于义理派,又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而且形式上又相似,因此具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王弼和程颐的易学进行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易学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儒道思想的融合嬗变以及易学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对王、程二人的易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必须了解其各自的思想、学术渊源及时代背景。王弼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玄学思潮兴起之时,重视庄老,会通儒道。王氏以注《老子》的精神注《周易》,一扫汉易琐屑虚妄的学风,继承《易传》重义理的传统,摒弃互体、纳甲、飞伏等说,使经文之义显明于世,创建了易学的义理学派。程颐所处的时代则是北宋儒学复兴之时,那时的学者大多以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为己任,排斥佛老。《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前虽有王弼清新简洁之注解,但多杂以老庄之意,为正统儒者所不满,嫌其不够纯正。程颐在王氏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的体用思想和时人的成果,以更高的理论水准来阐释《周易》,解决了王弼注《易》所留下的理论问题,并以儒理说之,奠定了理学的理论基础,为时人后世所宗。王弼借鉴老子“以无为本”的思想以有无关系言体用,并用以对《周易》从体用本末的高度进行整体地把握。他在《周易略例》中提出了“执一御众”、“以一制动”、“统宗会元”等观点,试图通过诠释《周易》,由用以明体,因有以见无,但王弼的努力并不是非常成功,没有达到体用一如,即体即用的层次。程颐则继承了王弼以体用言《易》的思路,明确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解决了自王弼以来易学中的“体用”问题。在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上,王弼从玄学的角度提出“得意忘象”的观点,破除了汉儒繁琐附会之病,但又有轻视象数之失;基于此,程颐提出“因象以明理”之说,在阐释卦爻义时,几乎都先明象,再言理,对象的重视程度超过王氏,由用以及体,体现了“体用一源”的思想。在动静观上,程颐反对王弼以静为“天地之心”的玄学观点,认为动才见天地之心,动静相因,此消彼长,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而非绝对的运动或者绝对的静止。在性情关系上,程颐继承了王弼“性其情”的说法,认为应该以性制情,但两者对“性”的理解不同,王氏以“性”为人的自然之性,而程氏以“理”为“性”,强调以儒家伦理去约束情感,严于天理人欲之分。王弼在吸取《易传》乘、承、比、应、当位、中位等说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周易》的体例以及原则,进一步阐发了《易传》所蕴含的取义说、适时说,<WP=3>还提出了主爻说、初上不论位等说,确立了义理派解易的基本思想方法。尽管程颐在对《周易》体例的看法上基本上承袭王说,但亦有发展与创新之处。他在王氏“适时说”基础上强调《易》随时取义的观点,提出了中则正、乾坤卦变以及卦才等说,丰富了义理派解易的方法,增加了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灵活度。王弼的卦主说和程颐的卦才说则是其中两点特出之处,在其各自的易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纵观中国易学和哲学发展史,王弼和程颐都是承前启后,开一代学术新风的思想家,对后世易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均有深远的影响。而易学则是其学术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