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新冠疫情,各省市采取小区禁足政策,进而引发青年冒险翻墙行为、老年人举菜刀闯关行为等。另外,互联网营销中涉及隐私的定制化推送,网购后客服的一句“好评返现”,营销效果并未如期而至。这些现象其实是因为个体感知到自由威胁后,产生的消极行为,不仅会危害自身安全,同时对社会安全与治理造成不良影响。本文假设自由威胁和随之产生的愤怒情绪对个体行为会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当个体在面对不合理的要求时,保持理智并适当调节情绪是否可以减少行为决策带来的不利影响呢?本研究旨在探讨在自由威胁情境下,个体的风险决策偏好,同时探究愤怒情绪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共分为两个研究:(1)研究一,考察高/低自由威胁情境下,被试的风险决策偏好差异,以及通过愤怒情绪的前测、后测,来验证愤怒情绪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2)研究二,通过直接操纵被试所使用的情绪调节策略,考察使用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在自由威胁情境下的风险决策任务表现差异。研究结果如下:(1)在不同自由威胁情境下,个体的风险偏好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高自由威胁情境下,个体的风险决策偏好水平更高。(2)高自由威胁个体更偏好高风险决策,这是由于高自由威胁引发个体更高水平的愤怒情绪。愤怒情绪在自由威胁和风险决策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在自由威胁情境下,使用认知重评/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风险偏好不同。自由威胁与情绪调节策略存在交互作用,在高自由威胁情境下,认知重评策略组的个体风险偏好低于表达抑制组,在低自由威胁情境下,两组无差别。自由威胁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公众对自由威胁的情绪感知和可能采取的风险决策行为对于维护个体安全、社会稳定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