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贸往来的密切,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转嫁的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污染转嫁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一直以来国际上并未建立起一个其进行国际法归责以及有效防治的完整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与该问题防治归责机制进程缓慢的窘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污染转嫁所导致的负面环境效应却日渐突出,在传统的污染物污染源转移外,近年电子垃圾非法交易等新兴污染转嫁形式的出现,使确立一个有效的污染转嫁规制体系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日益凸现。同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制约,在污染转嫁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近年来国外废物非法入境以及国际投资中污染转嫁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对于国内污染转嫁问题的防治的探讨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以及实践意义。　本文着重探讨污染转嫁的国家责任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国内立法来防治污染转嫁的问题。笔者针对传统国家责任入手,结合70 年代《斯德哥尔摩宣言》以来,国际环境法相关发展,提出在环境领域,国家对于其管辖和控制下的污染转嫁行为应当承担严格责任的观点。其主要理论依据来自国际判例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责任条款,另一方面,笔者之所以建议确立污染转嫁的国家严格责任的还基于以下现实因素考虑:因为环境损害的不可弥补性,我们需要确立一种更有效的责任制度来规制国家行为,鼓励国际合作。国家在污染转嫁问题上承担严格责任有利于国家更有效的承担其所负有的环境义务,并进行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预防损害结果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