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历史学还是政治学看,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回顾前人关于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研究,大多在探讨刘秀的治国方略时有所涉及,将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作为单独事件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并不多。东汉初年,刘秀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统治方略,一方面保全了功臣,稳定了政局,另方面又使东汉政权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由武官执政到文官执政的转变,巩固了统治东汉初年功臣的形成。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军功爵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并在秦和西汉初年达到兴盛,此后虽有衰弱,但两汉之际的战争再次为军功爵制提供了展现其价值的历史舞台。东汉建立后,刘秀按照军功爵制先后对功臣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分封爵土,并通过其他一些物质赏赐和荣誉方面的恩宠与褒扬等。东汉初年,一个以功臣为主体,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具有高等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的新社会阶层——功臣阶层形成了。功臣把刘秀拥戴为皇帝,但随着功臣阶层权势的不断壮大,又对皇权产生了威胁。“退功臣”研究。以往的史家,以及有关史料,在对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研究或论述中,往往认为刘秀“退功臣”中的功臣仅是指“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首要功臣。其实不然,东汉初年刘秀“退功臣”中的“功臣”是指东汉初年的所有军功人员,不仅仅包括“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在中央机构任职的功臣,还包括州、郡、县行政机构的军功人员。东汉初年,刘秀在统治方略上着眼于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通过巩固军权、政权等一系列措施,历经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的剥夺了军功人员的官职。“进文吏”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在夏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春期战国时期有所发展,在秦代初具框架,在西汉武帝时初步形成。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有着重要的统治功能,它不仅有利于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而且有利于封建政权的行政管理和廉洁吏治。东汉建立后,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从统治方略上来讲,就是为了巩固发展文官制度,以保证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东汉初年,刘秀引进的“文吏”包括儒生、文吏、儒法兼通之人。刘秀通过恢复巩固西汉以来的官员选拔制度,引进前朝旧臣,发展教育培养后备官员的方式,引进大量文官,不仅弥补了“退功臣”后出现的官职空缺,而且还较快地使东汉政权得以正常运行。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虽然对巩固发展文官制度,维护东汉政权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