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审辩关系，是指审辩双方在诉讼中的相对地位和相互关系。通常认为，狭义的辩护权仅指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广义的辩护权包括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和辩护人的独立辩护权。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研究的审辩关系是指承担裁判职能的法官与承担辩护职能的辩护律师在庭审程序中为履行各自的诉讼职能而形成的关系。审辩关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审辩关系既关乎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又涉及刑事辩护制度的健康发展。研究审辩关系异化问题并寻求破解之道，不仅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全面实现，而且有利于帮助辩护律师化解执业风险，充分发挥辩护职能，进而提升律师职业的社会认同。
　　刑事审判程序的理想结构应当是：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在综合控辩双方所提供的证据和意见的基础上，斟酌、权衡后作出判决。控辩双方为了说服法官接受己方的诉讼主张，一般会尊重法官；法官为了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也存在倾听控辩双方意见的内在需求。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和法官之间本应是说服者和判断者的关系。相应地，法官与辩护律师应当相互尊重，两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然而，我国审辩关系呈现异化的趋势，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审辩冲突现象背离了审辩关系的应然状态。近几年来，一系列影响性案件中反映了审辩关系异化的现实。以审辩冲突为典型样态的审辩关系异化现象不断出现。诸如律师“死磕”、擅自退庭、律师被驱逐出庭，以及律师借助新媒体向司法机关施压等，都是审辩冲突的表现形式。法官与辩护律师的争执为我们揭开了本就不太和谐的审辩关系原貌。
　　审辩冲突在我国的典型表现是“死磕”。“死磕型”辩护具有多样化、冲突化、极端化和诉诸舆论化等特点，曾经引起极大争议，赞誉者期许其“磕出法治”，质疑者称其破坏法治。虽然“死磕”有助于促使司法自律，但是，这种做法背离了法律职业主义精神。审辩冲突反映了刑事诉讼结构的失衡。审辩冲突现象的存在，体现了审辩关系的扭曲，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还对刑事辩护制度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当然，面对审辩关系异化的司法乱象，仅仅对其危害进行分析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是找准问题之症结所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审辩冲突的现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更深层次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以诉讼构造理论为研究视角探寻该司法乱象之根源所在，总结现行体制机制中可能衍生冲突的内容，才能为及早矫正这种失衡的诉讼结构提供清晰的思路。
　　概括而言，造成审辩关系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刑事审判权的异化，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依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辩护律师不尽职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等等。我国刑事诉讼中某些方面存在弊端，制约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问题有待破解。从一些典型案例来看，审辩冲突与一些律师违反法庭纪律，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关，而且律师的职业素质确实良莠不齐。但是，也反映出法官中立性不足、控辩双方地位失衡以及律师辩护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审辩冲突的出现，往往与法官不中立、不独立有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辩护律师就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法官的不适当审判行为所引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一重大决策符合司法规律和法治规律。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场涉及司法方式改进、职权配置优化和诉讼结构调整的重大变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审辩关系的回归。一方面，法官权威的建立对审判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律师的辩护活动回归理性。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给审辩关系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并研究解决。
　　审辩关系的回归，应当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并且纳入后者的轨道。审辩关系回归到应然状态需要多措并举，从理念、诉讼结构和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道。解决审辩关系异化的关键是，在遵循司法规律的基础上，继续完善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乃至司法制度。对审辩关系异化的治理，要把重心放在制度完善上，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完善律师辩护保障体系，强化辩护职能，使得辩护律师和法官能够有效履行说服者和中立判断者的角色。
　　不仅如此，随着司法改革不断深化，面对审辩关系异化问题，需要在反思原有的常见方案的基础上，考虑加入新的应对元素，不断改进不足，朝着符合司法规律的方向发展，最终构建出理想的审辩关系。协同主义诉讼模式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协同主义诉讼理念强调法官和当事人应互助合作，协同推进诉讼程序的进行。刑事诉讼中的审辩关系可在回归现行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借鉴该理念。通过法官向诉讼弱方的适度倾斜，弥补控辩双方诉讼能力的实质差异，发挥审判守护公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