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着体制转型、产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突显。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国的城市化问题。　　 而有关城市化论题的关注焦点之一是如何高效推进城市化，其本质是城市化驱动力问题，只有准确把握了城市化的驱动力，才能通过政策有效引导城市化进程，主动加快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减少城市化主动推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摩擦和矛盾，降低城市化成本。因此，分析中国的城市化驱动力是整个中国城市化研究课题中一个极富重要意义的工作。　　 当前国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已有的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已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居多，尤其针对城市化驱动力问题，较多研究都只进行描述性分析，建立一些概念模型或是做一些计量统计，而这方面，国外的相关文献则多以定量分析为主。由于国外的现实情况与国内有较大的差异，所以许多国外文献中的理论模型对中国的城市化实际情况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此，如何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学模型与中国城市化的现实基础相结合，构建出能有效分析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理论模型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发展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城市化的现实因素，完善国内学者对中国城乡经济的假设，构建起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性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化驱动力模型，进而考察农村城市化及其与国民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推导出农村城市人口迁徙、城市化及其政策等方面的结果。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本文还利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对理论模型中的前提假设和所得到的主要结论进行计量分析和统计检验，并分析统计结果与理论模型之间不吻合部分的原因，最后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具有意义的结论，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源的驱动作用。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模型理论推导与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相结合，将1999 年Black&Henderson 首次提出的城市内生增长分析框架引入中国城市化的现实背景，同时结合钱陈、史晋川关于中国土地资源的假设并予以放松，进而对中国城市化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提出了四个观点：　　 第一、目前中国城市化还远未达到均衡状态，人口聚集对城市生产力的推动贡献度还非常高，城市规模还远未达到均衡需要的水平，城市拥挤等负面效应相对人口聚集的好处目前几乎可忽略不计。　　 第二、均衡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与城市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城乡联系紧密度相关。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城市化率的提高和人均耕地面积的扩大都能缩小均衡时的城乡收入比，提高城乡联系紧密度会扩大均衡时的城乡收入比，提高农民收入对城市化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增强城乡联系，能缓解当前的城市化压力，并提高社会的消费增长。　　 第三、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提高农民收入，短期上可以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保障农民的收入，长期来说，还是要提高人均耕地面积，或者大力推动城市部门的教育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城市化正是提高人均耕地面积的有效手段，因为在总体耕地有限的情况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减少务农人口，便能有效提高人均耕地面积，因此，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及行政手段主动推动城市化进程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更高的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意味着更高的均衡时的城市化水平，这有助于城市化进程的内生推动，而不需要政府通过经济补贴诱导甚至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行强制改造，以完成国家的城市化目标。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　　 第一、把土地扩张由外生决定改变为内生决定，并认为人力资本投入是土地内涵式扩大的根本驱动力。这样，本文将土地的内涵式扩大从钱陈、史晋川的等效土地面积概念中分离出来，把它单独作为农业生产函数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表达，从而将农业生产与人力资本或知识投入结合在一起。　　 将土地的内涵式扩大从等效土地面积概念中分离出来不仅是对土地要素假设的一次创新和突破，更是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避免了钱陈等人在实证分析中将等效土地面积概念和实际耕地面积数据混用的情况，弥补了计量分析可靠性降低的缺憾。　　 第二、解释了“均衡时的城市化率”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均衡时的城市化率”是本文理论模型推导的一个重要结果，本文证明了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均衡时的城市化率以推动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这对Henderson 以来的城市经济政策理论以及国内专门针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政策分析形成了一定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