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战火硝烟的退去没有让这个世界冷静下来,各国在华盛顿体系的缝隙间游走,从局部开始冲突不断,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似乎也在蕴酿之中。对于中国来说,此时内部正在进行着国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动已不再无拘无束。日本对于中国政治的干涉也已不似从前赤裸裸的粗暴干涉,而是由1924年出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给这种干涉披上了一层“和平”的外衣。这种标榜着“绝对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币原外交”,在1927年走到了尽头。田中义一1927年4月组阁任首相并兼任外相,其任期内的对华“强硬外交”及“积极政策”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很大冲击。1927年田中义一出兵山东,后召开东方会议。会议以田中的总结报告《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加快实现大陆政策,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田中义一与吉田茂、森恪等人在对华强硬论上找到了共同点,于是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也由此展开,也便有了其后对中国的第二、三次出兵及“皇姑屯事件”发生。本文就1927年田中义一上台至其1929年下台期间的满蒙问题与出兵山东事件展开论述,旨在深层发掘并细化田中义一内阁对华外交政策的制订、实施过程,探讨田中对华强硬政策的实质,以期使田中“对华积极外交”的研究更为详尽,细节更加客观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