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写作”是以书写人性善为核心,彰显文学温暖人心的审美功用的创作方式。在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中,“温情写作”历经三个值得关注的发展阶段,最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风尚。从这一文学史背景出发,孙惠芬的“温情写作”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本论文基于孙惠芬的创作实践,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特点和相关文学理论,从“温情写作”的视域探讨孙惠芬的小说创作。论文设定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界定“温情写作”的概念,并介绍孙惠芬小说的创作概况和研究现状,归纳本论文的选题价值、研究思路及整体框架。第一章对孙惠芬的“温情写作”进行多维溯因。从作家与文学史的内在关联来看,80年代乡土抒情小说的复兴,使孙惠芬走向了“温情写作”之路。早年现代主义写作的失败尝试,使孙惠芬自觉疏离阴冷的叙事方式,有意识地回归自我。在新时期温情主义的影响下,她最终形成了成熟稳定的创作风格。从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来看,被“情义”文化所滋养的东北大地为孙惠芬的“温情写作”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从孙惠芬的自身经历来看,她独特的童年生活、进城后的苦闷遭遇都促成了她对“温情”的追求。第二章探讨孙惠芬“温情写作”的价值取向。孙惠芬用了大量文字展现了时代变迁中不同社会领域的情感缺失现象,并希望通过温情的方式让小说人物获得心灵救赎。首先,对于商业化大潮中浮现的种种堕落和腐化现象,孙惠芬在发出痛心叩问的同时,试图以存在主义的方式实现人的自我忏悔。其次,对于凋敝村落中人们的孤独困境,孙惠芬描绘了宗教生活给予的心灵寄托。最后,对于异化人性的权力场,孙惠芬以抵制权力的方式,表达出理想人情的呼唤。第三章探讨孙惠芬小说中出现的三类富有温情色彩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乡村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坚守着重情轻利的情感理想。第一类人物是以爱为核心的传统乡土伦理的坚守者,他们身处乡村社会的中心,一言一行为乡邻高度认可。与第一类人物不同,第二类人物则是生活在乡村社会边缘的“沉默者”,他们的行为往往为乡邻所诟病,但是在这种表象的背后却他们是对亲情与爱情的别样坚守。第三类人物形象是与乡村世界产生情感共鸣的城市少年,家庭的创伤使他们追寻世间真情,从而促成了他们对乡村精神的皈依。第四章探讨孙惠芬小说叙事艺术。孙惠芬是一个形式自觉落后于内容自觉的作家,她以朴素的形式进行感性的创作。通过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切换,孙惠芬运用双重情节模式进行“温情写作”。通过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四者之间的拉近策略,孙惠芬的小说呈现出温情的审美效果。然而,由于拉近策略的失控,也造成了孙惠芬创作中的诸多瑕疵。结语在前文分析论述的基础上,对孙惠芬“温情写作”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归纳总结,呈现她的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