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问责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载体,加强党内问责制度体系建设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之初,党内主要采用事后处罚、被动回应模式进行问责,而“渤海2号”沉船事故、2003年“非典”事件等证明,一味的将关注点聚焦于事后处罚,而忽视事前预防、事中监督,这只会让问责陷入永无止境的处罚死圈,并不能真正发挥问责制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新问题、新挑战,肩挑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使命与责任,对如何构建并完善党内问责制进行了专门的系统规划,并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修订、补充具体的政策文本条款内容,将强化党内问责作为解决我党面临的各种矛盾问题和提高党的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1982年责任追究概念提出,由此开启了我国党内问责制度构建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问责制思想。为了更好地把握党内问责制的发展脉络、特征以及实践困境,本文基于1982—2020年的党内法规文本,以党内问责制度文本为研究对象,采用Nvivo11.0软件对其进行可行性分析。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下载、整理、归纳与分析,系统回顾了我国党内问责制政策文本的演变情况,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责任追究概念提出、党政事务并轨问责、围绕某一方面问责、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并根据每一阶段的政策文本目标、内容、手段三个方面进行编码分析,旨在探索我国党内问责制发展规律,了解其变迁特征,客观分析其政策的侧重点。在党内问责制中,权力与责任问题贯穿始终,从权力要素来看包括党内问责的范围与情形,从责任要素来看包括党内问责的形式结果、责任衔接机制与错责恢复机制,从问责要素来看包括党内问责的主体、对象、内容、程序及评估机制。通过权责配置与机制运转两个角度思考党内问责制度的规范化构成,发现我国党内问责制还存在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