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问世以来，后现代派小说雄踞美国文坛已半个多世纪。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可谓新人辈出，创作题材和叙述策略不断翻新。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代作家相继谢世或年迈封笔，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迎来了一支新生力量，即第三代或“X一代”作家群。“X一代”作家深受大众通俗文化的影响，熟悉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创作中，他们敏锐地关注后现代文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他们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X一代”的崛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代表作家是威廉·伏尔曼、理查德·鲍威尔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道格拉斯·库普兰和尼尔·斯蒂芬森等人。他们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好评。这一时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普及，老一代后现代派文学渐渐被第三代后现代派文学，即“X一代”文学所代替。“X一代”的文学是对第一、二代后现代派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深受电视电脑文化的影响，“X一代”作家群的共同特征是在作品中乐于描写通俗文化，展示现代科技生活，这一特征也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美国后现代派作家群。这些作家根植于美国现时通俗文化的沃土，并将这一文化视为他们创作的基本文本。他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可读性强。他们不仅使美国小说走出了乖戾晦涩的怪圈，而且用他们的创作实践解决了困扰本雅明、利奥塔和詹姆逊的现代叙事危机。　　在“X一代”作家中，理查德·鲍威尔斯在美国评论界中享有独特的地位;他目前已有10部杰作归其名下，并获得多项美国文学大奖，尤其是2006年他的《回声的制造者》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已引起了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在中国，对他的研究还未正式起步。　　本论文试图对鲍威尔斯的小说进行综合性评论以研究其小说创作的特点。论文将集中讨论他的六部小说:《去舞会路上的三个农民》、《金壳虫变奏曲》、《幽灵在行动》、《加拉蒂2.2》、《营利》和《回声的制造者》①。论文以探究鲍威尔斯的后现代派小说创作同传统叙述艺术的关系为叙述框架，以本雅明、利奥塔、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为支撑，从文本阐释切入，在鲍威尔斯的创作主题和叙事策略方面研究他对后现代派小说创作的贡献。论文作者认为鲍威尔斯对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创作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他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成功地化解了后现代叙事危机，在小说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成功地捍卫了小说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第二，通过将科学话语和艺术话语的杂糅结合拆除了横亘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厚墙;第三，他在创作中对传统叙事和艺术想象力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是在“物化”的西方后工业社会里呼吁要关照人性。　　论文首先探讨了“X一代”在当代美国文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并大致介绍了他们小说的创作特征。“X一代”的兴起是信息时代自然而符合逻辑的文化产物，因此“通俗文化”自然成了“X一代”作家创作的重要素材。然后，论文简要介绍了理查德·鲍威尔斯的生平。鲍威尔斯的科学教育背景和他对不同时代文学经典的阅读对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产生的不可小觑的影响。目前美国学者大多关注鲍威尔斯作品中科学话语的再现或者直接认为他是位科学作家，而不太关注其作品的美学价值和读者的审美体验。然而，鲍威尔斯毕竟是位小说家，关注人性、关注社会是其创作的本意，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论文详细地探讨了他作品的社会价值。　　其次，论文阐述了鲍威尔斯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科学和艺术的有机融合。科学话语和文学话语本是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遵循不同的游戏规则。与前辈作家不同，鲍威尔斯认为，两个系统不同，但不矛盾，更不冲突。两个系统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认知系统，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人们才能清晰而完整地把握世界。对《去舞会路上的三个农民》和《金壳虫变奏曲》的文本解读说明鲍威尔斯试图将科学话语和人文话语互相融合，大胆地创作了信息密集性小说(信息小说)，这些小说反映了信息时代的突出特点，即信息爆炸。这两部小说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互入侵对方的领地，边界已不复存在。　　第三，论文从小说的社会功能入手解读《加拉蒂2.2》、《幽灵在行动》、《营利》和《回声的制造者》。论文作者认为:通过对人文和生态主题的拓展，鲍威尔斯实际上是在为小说的社会功能申辩。一些老一代后现代派小说家认为，小说很难反映社会真实，应去社会化。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往往晦涩难懂，远离读者。鲍威尔斯则不同，他认为作家必须担当社会责任，作品应反映社会，张扬人性。　　论文认为:《加拉蒂2.2》的创作是在信息时代对人本主义的重新界定，而不是要用人文精神去摧毁人类创造的机器;智能机器人海伦在比赛中被击败展示了作家对人文精神的乐观态度;《幽灵在行动》通过对虐童事件的递归式描写解构和颠覆了传统的浪漫童话，以期唤醒人们对儿童问题——实际是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因此，这两部小说堪称是在信息时代为弘扬人文精神而热烈呼唤人性的小说。　　不仅如此，论文还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阐释了《营利》和《回声的制造者》。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致力于再现自然王国复杂的秩序并不断地警示人类: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弱不可击。这两部小说表现出作家和其前辈生态作家有两方面的不同:第一，鲍威尔斯是从整体而非局部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生态问题，这样他对生态问题的解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辨证的;第二，受混沌理论的影响，鲍威尔斯强调宇宙中各元素的相互联系，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使整个系统面目全非。在《营利》中，鲍威尔斯摆脱了简约式的生态批评观点，用整体论的观点来考察复杂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他并未对工业化持否定态度，而是历史地辩证地描写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利与弊。劳拉之死不仅与克莱尔跨国企业有关，而且，劳拉本人也参与了悲剧的导演，她是同谋。对劳拉由患癌、化疗和死亡过程的详细描写，实际上是描写普通民众对生态危机的认识过程。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把整个世界当作动态的生态系统予以展现是鲍威尔斯作品的共同特点。《回声的制造者》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特点。作品描写了两个母系统:人类大脑神经认知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在母系统中，任何细小的改变都会使整个母系统发生变化。马克的故事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样，在庞大的自然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意味着灾难。沙丘鹤种群的减少和它们栖息地水源的萎缩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紧急呼吁:保护自然，刻不容缓。遗憾的是，受眼前利益的驱使，人类对自然的呼吁常无动于衷。　　其四，论文从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关系入手进一步揭示鲍威尔斯的叙事策略。鲍威尔斯一贯认为，作品的形式和风格必须随着作品的主题而发生改变。他在每部作品中不断地尝试用新的叙事策略来拓展创作主题。除了惯用的并置的叙事手法外，他还使用了文集式叙事手法(《幽灵在行动》、中国魔盒式叙事手法(《冲破黑暗》)以及拼贴、元小说等后现代叙事手法。论文从科学和文学的杂糅入手，详细探讨了鲍威尔斯在一系列的作品中如何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如何实现作品的社会功能，如何解决叙事危机。作者认为，除了科学话语和人文话语的杂糅结合，鲍威尔斯通过将叙事文体和说明文体的有机结合，成功地实现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这一融合使其小说比其前辈的后现代派小说更具可读性和社会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也解决了小说创作的困境。　　最后论文总结了上述观点指出:通过相互入侵对方的领地，鲍威尔斯在其小说中成功地实现了两种文化的大融合;他对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密切关注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颇富创意的风格有助于其创作主题的拓展。这些都说明了他的艺术是在信息时代对小说的捍卫，也是其对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创作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