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大都市都围绕着城垣,它不仅有着军事及防洪功效,更是封建统治秩序的象征。近代伊始,随着满清政府倒台,在中国长达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被推翻。由此,城垣便失去了封建皇权庇护。在西方近代化思潮影响下,国内众多城垣被相继拆除,古老的华夏大地掀起了一股“拆城”热潮。直至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以杨杰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高级将领提出“城垣抗敌”策略,随后,国民政府采纳其策略并出台了“保护城垣”的相关政令,拆城风潮得以遏制。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随着武汉、广州的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长期作战中,国民政府总结经验得出,为赢得抗战胜利,需充分发动民众,实施坚壁清野,打破敌人以战养战策略。城垣在以往作战中,因不利于我,反有利于敌,成为资敌物资,因而被列入“坚壁清野”策略中,定为应拆之物,并通令全国实施。当政令下达后,全国各大战区、省政府纷纷贯彻执行。此时,曾因有助于国防而免遭拆除的城垣,今日竟再度面临拆毁厄运。拆城政令下达时,正值日军欲发动下一轮攻势,企图攻占长沙的紧要关头。因此,拆城政令便在以湖南省为主的第九战区内大面积实施。战前,因受时代风气影响,湖南省域内部分城垣已遭拆毁。而从1939年6月至1940年上半年,因战事需要,湘省开始在湘北、洞庭湖一带大范围拆毁城垣。而随着战事发展,日军从湘北前线深入长沙周边,此举引发军事上层高度重视,并制定了扩大作战区域的应对策略。因而,拆城区域自湘北一带向西、南两个方向大范围扩张,并划定出一条包涵“茶陵—衡阳—邵阳—芷江”的拆城线,此线以北城垣基本全部拆除。随后,因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拆城一事的紧急度放缓,但规定各县的拆城工事并未就此终止,并一直持续到1940年上半年。此次拆城运动事关军事,系湖南省府以政令强制拆除。故部分县府对此虽有异议,但均予以执行。其中,各县府异议的主要原因为城垣防水与御匪两大功效。为兼顾其防水功能,各县将所拆城垣的防水面,均拆至历年洪水的最高水位处。至于御匪功能,湖南省府则加紧对湘西、湘南一带的土匪进行围剿。此外,针对本次拆城,各县域均征调了大量民工,并动用非常预备费、积谷等各种方式以补充经费不足。回顾本次湘省“拆城运动”,我们发现,城垣拆除后,并未给前线战事带来显著改善,因此,对于“拆城收复失地”之说有待进一步考量。相反,在实际作战中,城垣拆毁亦为我军作战带来不便,且为各县防水御匪带来诸多困扰。此外,战时各地方县域虽动员大量民众从事拆城工作,而实际情形却是以政令方式强压,致使民力损耗严重,甚至伤及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此种军政长期高于民政的统治模式,为日后国民政府的败退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