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人性的思考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漫长。在中国新时期涌现的“新历史小说”中,历史不再象在“旧历史小说”中那样,是正襟危坐的主人,而是作家们呈现人性复杂性、多元性的背景和载体。在众多“新历史小说”中,莫言的“新历史小说”以神秘的历史意蕴、对古老民族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天马行空般的言说方式,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主力军。 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还原了人在远古时代率性而为、稚拙天真、追求生命最本质的快乐和满足的性格特色,开掘了中国民间大地蕴含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激流,表达了试图建构中国“酒神”文化的渴望,用文本的方式完成了对十年“文革”戕害人性的审美反驳。 莫言继续游走于历史场景之中,在《丰乳肥臀》里,他传承了民族的母神崇拜心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背景下、在充满死亡气息的阴冷恐怖的历史之中安置了一个温暖祥和的女性世界,表达了内心深处对母性情感的渴求。 酷刑,以上千年的历史积淀成一种刑罚文化,凸显于中国历史之中。这种文化经由历代统治者、刽子手、甚至百姓们的“美”化,异化成一朵硕大的“恶之花”,莫言在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时,采撷了这朵“恶之花”,将之创造加工成长篇小说《檀香刑》,呈现了人被异化的悲哀。 在莫言的“新历史小说”中,以“自我”身份出现的主人公内心里都激荡着一种被“阉割”的痛感,这种痛感使莫言的作品在“狂欢化”的叙事基调上,又渗透着浓重的悲凉情绪。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被“阉割”后自身生命的贫乏,莫言才在民间传奇故事的基础上推及开去,塑造了生命力充沛、性格果敢的“祖辈”形象。 在莫言的一系列“新历史小说”中,总是潜伏着一个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主题,他笔下现实层面的人物,有程度不同的“臆想症”,他们视现实为人性永恒的异乡。就这一点而言,古今中外的大家们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都鄙薄现实,而将人性的理想家园构筑于能将人性引向美好彼岸的文学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