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与初步发展经历了一个知识变动和制度规训的复杂过程。清末，为挽救时局，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复兴并与“中体西用”论结合，京师大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随之出现，成为接纳、研究、传播西政和西学的机关。由于当局对政治学概念的理解尚停留在传统经世济民之理念上，视“经济”学为政治学，于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政治学教育具有浓厚的旧学色彩，经学、义理、掌故等传统学问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组成科目。然而，在晚清社会内外交困的复杂情境下，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如何做官、理政知识显然不足以经世致用，士人群体逐渐将注意力转移至欧美关于“富强之术”的法政诸学上。此时经日本输入中国的西方政治学主要是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宪法”为研究基础，包含众多法学类、政策类科目，亦被称之为“广义政治学”。如此，从各阶段京师大学堂政治学课程规划来看，经史、义理等旧学与法学、理财学等新学并立，且新学在比例上占据绝对优势，显示出一种从“经济”学到广义政治学的转换趋向。在此过程中，政治学课程教科书编纂、课时安排、师资选择等由官方通过颁布大学堂章程形成学制，受到制度规训，中外政治学说随之初步实现了学科化尝试。　　进入民国，蔡元培为将北京大学建设成一所现代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对不重学术、追求功利应用的北大法科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化制度改革，如“废门改系”、“学术分校”等，同时在人事上大力延揽学理功底深厚的英美派留学生进入北京大学法科任职，周鲠生、张慰慈、陶孟和等英美派政治学人因之掌控了法科政治学系的行政学术职位，周鲠生本人更是连任政治学系主任。凡此种种皆推动了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研究风气与教学制度的转变，对促进本学科学术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6月，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府，任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包括北大在内原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暂时进入动乱时期。1930年12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决心重整北大，努力推动学校的学术化进程。他从“变制”入手革新北大，取用“院长制”，进一步优化蔡元培时代的“废门改系分组”制度，以利于推动包括政治学科在内的北大各学科学术化进程。同时，在人事上，他与各方斡旋，竭力为政治学系聘请了众多有学识的英美派教授，政治学系教员至此除个别师资外，已全部有留美经历，英美派教师已经在本系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随着英美派学人逐渐主导政治学系，1920年代后，本系课程开始改变国家学学科模式，随即转入英美课程体系。自清末直至民初，受德日学科体系影响，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注重法律类、政策类课程，凡是与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相关课目基本被包含在政治学课程体系内，范围十分广泛，故称之为广义政治学。此时，在英美派学人的主导下，本系废除了课程中与政治学不相干的法律、政策类课目，开始重视政治学主体课程并加强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诸社会科学的联系，开始初步形成自己的专属研究范围，成为一门脱离法学的独立社会科学，是为狭义政治学，至此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得以建立。进入1930年代后，政治学系课程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独占的领域与范围，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关系，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得到初步发展。与此同时，在英美派学人的领导下，本系课程的学术化力度进一步加强，实现了从基本知识灌注到兼重学术研究之转变，强调在一二年级对学生进行“基本学问”的讲授，帮助他们打下一个广阔的学术基础，同时在三四年级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分组专攻，深化学术研究能力。而在课程设置与教材选取方面则力求实现本土化转变，加大设置与中国政治情形相关的课程，并努力使用由本系教师利用本国材料编著的书籍充当教本，至抗战前北大政治学科已是一个有着自己专属研究范围且注重学术化与本土化的现代学科。　　现代政治学科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与初步发展，除知识之转变外，尚离不开学会、学术期刊、学术交流、学术知识创造等现代学术建置及其背后的一套学术制度的形塑与规训。政治研究会和北大政治学会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师生先后成立的两个政治学学术团体。二者虽名称不同，但宗旨和组织结构则十分相似可谓一脉相承，都是要有组织地对政治学展开学术研究。为给会员师生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并方便师生了解政治学前沿动态，二者先后办有《政治评论》、《政治周报》、《政治学论丛》三份学术刊物。学会的创办对引导和培养本系学生学术旨趣显然是起到了不少作用，而学术刊物的编纂和发行，又为本系师生提供了学术实践机会。学术交流是一个将国外学者“请进来”与本国学人“走出去”的双向交流过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利用自身的学术交流制度，除积极聘请国外知名政治学者来校演讲外，也会努力帮助本校学人前往国外从事政治学学术研究与进修，它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提升本系学科学术水准的一个重要途径。学术知识创造及其背后所探讨的领域、方法，是现代政治学科产生的一个重要形塑条件，北京大学政治学者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政治原理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三大领域。通过分析学会、学术期刊等现代学术建置，有助于认识北大政治学系在中国现代政治学科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北大政治学系师生致力于政治学学科教学、研究同时，也关心国家体制、政府外交、政府行政等现实政治问题。如，集权与分权——关于建国方略的讨论，他们先后围绕“联省自治”、“民主与独裁”等问题与学界、政界人士展开论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在政府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围绕中苏、中日外交关系展开分析和争论，为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言献策;政制改革方面，他们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行政、地方行政、党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积极响应政府的各类行政问题研讨，系统、深入地研究行政问题，并以研究成果为政府献言献策。然而，由于科研条件简陋加之文人论政的种种弊端，北大政治学者的行政研究活动及其议论和建言却很难对实际政制改革产生成效。通过对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师生由致知而致用进而对实际政治广泛参与的过程进行探究，这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独立意识，以及现代政治学对于政治及政论的影响情况无疑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