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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是糖尿病严重并发症之一,是西方国家致盲率占首位的疾病。随着生活和诊疗水平的提高、糖尿病患者寿命的延长,DR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DR患者要承受糖尿病和视力下降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不仅要提高或保持DR患者的视力水平,防止病变恶化,更要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应对(Coping)是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中介因素,与应激事件的特质及应激结果均有关系。通常人们将应对分为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两种方式。随着经济水平和健康知识水平的提高,DR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应对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应对与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关系成为行为医学的研究热点。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健康状态和生活质量有不同影响。在对癌症、肝炎、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中,多数结果认为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能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缓解压力,促进疾病转归或对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使人们的紧张压抑情绪不能得到宣泄和逐步消除,使病情加重,对健康或生活质量产生消极影响。与其他疾病相比,DR患者的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又因视力受损而有其特殊性。虽然目前有文献对DR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应对方式分别进行过探讨,但尚无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因此有必要探讨两者在DR患者中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对患者的应对方式采取干预措施,从而为提高其生活质量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应对方式特点和生活质量状况,并探索影响两者的人口社会学因素,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的心理干预及提高生活质量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研究对象和方法2009年1月至2009年7月在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眼科就诊病例中收集DR患者和对照者共365例,分为对照组(38例)、单纯糖尿病(DM)组(66例)、非增殖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NPDR)组(116例)和增殖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PDR)组(145例)。采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视功能损害眼病生活质量量表(SQOL-VI)调查其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自编问卷调查其人口及社会学特征。应用SAS9.1和SPSS16.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应用t检验、方差分析、广义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探讨研究对象的应对方式和生活质量特点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研究对象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影响因素1.1 DR患者应对方式特点方差分析显示:正常对照组、单纯DM组、NPDR组和PDR组PC得分分别为:35.68±5.48,36.66±5.11,35.68±8.12,33.87±8.24,F=3.65,P=0.0114;四组NC得分分别为:25.12±6.98,27.01±7.26,26.98±8.23,28.65±7.09。协方差分析显示:四组间PC得分校正均数分别为:38.67±1.48,35.98±1.22,36.75±1.18,29.64±2.74,P=0.0009;NC得分校正均数分别为24.23±1.56,26.04±0.46,25.42±0.35,28.45±1.05,F=2.76,P=0.0360。1.2应对方式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广义线性回归分析以应对方式得分为因变量,以人口及社会学因素为自变量的多元广义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PC得分的因素为;年龄(F=6.43,P<0.0001)、家庭收入(F=11.13,P<0.0001)、职业(F=4.97,P=0.0026)、病程(F=7.31,P<0.0001)及DR分级(F=4.14,P=0.0082);模型的总体检验结果为:R2=0.3562,F=5.68,P<0.0001。影响NC得分的因素为:年龄(F=4.73,P= 0.0028)、文化程度(F=3.34,P=0.0052)、收入(F=6.46,P<0.0001)及病程(F=3.87,P=0.0078);模型总体检验结果为R2=0.2562,F=4.68,P<0.0001。2生活质量2.1研究对象生活质量特点视功能损害眼病生活质量量表症状与视功能、精神心理、社会活动和身体机能方面得分在正常对照组、单纯DM组、NPDR组和PDR组四个组方差分析分析结果分别为:F=48.05、52.03、57.78、45.35,P<0.05;四组间各方面协方差分析结果为:F=56.56、57.34、52.89、51.35,P<0.05。2.2生活质量与应对方式关联性研究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C与生活质量四个方面得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45、0.71、0.55、0.51;NC与生活质量四方面得分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r=-0.35、-0.67、-0.53、-0.52;经检验,各相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2.3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以生活质量各方面得分为因变量,以应对方式得分及人口社会学因素为自变量的多元广义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影响症状与视功能方面得分因素为:PC(F=45.66,P<0.0001)、文化程度(F=3.12,P=0.0156)、家庭收入(F=6.25,P<0.0001)、医疗费用负担方式(F=8.56,P=0.0002)、病程(F=2.89,P=0.0312)及DR分级(F=5.68,P=0.0006);模型总体检验结果为R2=0.6124,F=21.38,P<0.0001。影响精神心理方面得分的因素为: PC(F=116.25,P<0.0001)、NC(F=8.76,P=0.0026)、文化程度(F=3.58,P=0.0082)、家庭收入(F=3.03,p=0.0186)、医疗费用负担方式(F=5.86,P= 0.0036)及DR分级(F=5.51,P=0.0020);模型总体检验结果为R2=0.666836,F=25.64,P<0.0001。影响社会活动方面得分的因素为:NC(F=28.05,P<0.0001)、年龄(F=2.48,P=0.0208)、职业(F=3.73,P= 0.0113)、病程(F=2.69,P=0.0256);模型总体检验结果为R2=0.2792,F=5.38,P<0.0001。影响身体机能方面得分的因素为:PC(F=11.34,P=0.0008)、医疗费用负担方式(F=5.26,P=0.0060)、文化程度(F=3.38,P=0.0092)、职业(F=11.25,P<0.0001)、家庭人均收入(F=2.78,P=0.0261);模型总体检验结果为R2=0.453564,F=11.57,P<0.0001。结论1. DR患者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2.两种应对方式均受年龄、家庭收入和病程的影响,职业和DR分级影响积极应对得分,而文化程度则影响消极应对得分,研究对象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3. DR患者生活质量较正常者和单纯DM者低,生活质量与积极应对正相关,与消极应对负相关;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医疗费用负担方式、病程及DR分级影响生活质量。4.应对方式是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积极应对有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消极应对则对生活质量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