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对外开放空间分布是指是指对外开放内部区域结构，即一国内各地区对外贸易/FDI在全国对外贸易/FDI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或地位。研究对外开放（对外贸易与FDI）的空间分布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尽管如此，中国对外贸易/在华FDI的区域结构并不合理，对外贸易/FDI的区域分布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并且这种状态将难以改变。传统的对外开放理论，包括有关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有关FDI的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只是阐述了对外贸易/FDI在国与国之间的分布，而并没有说明对外贸易/FDI在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分布，即地区之间分布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产生后，众多的学者研究了聚集经济对进出口贸易/FDI空间分布的影响，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对外贸易/FDI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但这类研究只强调了聚集经济对进出口厂商/FDI区位选择的集中效应、而忽视聚集不经济对进出口厂商/FDI区位选择的分散效应的研究，因而不能完全揭示对外贸易/FDI在一国内的空间分布规律。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理论，聚集经济是指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设施及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成本的节约。而聚集不经济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设施及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所带来更高的房价、更长的通勤时间，噪音与环境污染等问题。聚集经济是促进厂商向一个城市聚集的市场力量，而聚集不经济是阻止厂商向一个城市聚集的市场力量（范红忠、周启良、陈青山，2015）。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共同发挥作用，将有效调节进出口厂商与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合理分布。然而聚集不经济有效调节进出口厂商与FDI区位选择的市场功能是有条件的。一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具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可以把更高的房价、更长的通勤时间、噪音与环境污染等聚集不经济所带来的高生活成本以名义工资增加的形式转嫁给进出口厂商与外资厂商。二是在土地市场上，政府不具有垄断性地位，不能人为地以高商品房价的收益来弥补工业用地低价的损失，间接地补贴进出口厂商与外资厂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上，数量巨额、技能低下的农民工没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在土地市场上，政府处于垄断地位，使得聚集不经济对中国进出口厂商与FDI区位选择的调节机制不仅失灵，而且可能存在反向扭曲作用（范红忠、周启良、陈青山，2015）。　　本文以城市房价作为城市聚集不经济的衡量指标，分别以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FDI作为城市对外开放的衡量指标，运用静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法回归和两步系统GMM回归方法，从全区域、分区域两个角度对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9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以研究聚集不经济对中国对外开放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全区域角度的实证结果发现聚集不经济调节中国进出口厂商与FDI区位选择的机制不仅失灵，而且存在反向扭曲。如两步系统GMM回归的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一个百分点，将使出口贸易上升0.29-0.31个百分点、进口贸易上升0.06-0.16个百分点、FDI上升0.21-0.38个百分点。这证明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也说明了聚集不经济市场功能失灵与反向扭曲作用，是中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FDI高度聚集于东部沿海城市的重要原因。本文分区域角度的实证研究（两步系统GMM）发现，聚集不经济对进出口厂商与FDI区位选择的反向扭曲作用在东部地区远强于中西部地区。就出口贸易而言，房价上涨一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出口贸易上升0.70-1.0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仅上升0.31-0.56个百分点；就进口贸易而言，房价上涨一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进口贸易上升0.22-0.65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仅上升0.004-0.09个百分点；就FDI而言，房价上涨一个百分点，东部地区FDI上升0.32-0.50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仅上升0.06-0.18个百分点。说明聚集不经济调节进出口厂商与FDI区位选择的反向扭曲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严重，这是中国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FDI高度聚集于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研究表明，聚集不经济调节进出口厂商与FDI区位选择的市场功能失灵与反向扭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土地所有制决定的。因此仅靠市场机制，很难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合理分布。为了扩大内陆地区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有必要采取倾斜政策，鼓励进出口厂商与FDI向内陆地区转移，以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