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已成为当下的热点议题。现阶段,我国经济已逐步进入转型的新时期,金融改革无疑将成为加速经济转型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其中,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前提,已成为我国此轮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国际环境来看,新时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更加侧重贸易协议与投资协定相结合,所以,资本账户的管制不仅会限制资金自由流动的配置效应,更将对我国参与多边合作以及制定新的国际标准上制造了阻碍。而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发展,伴随企业和居民储蓄率的不断提高,对于国际投、融资渠道以及国外市场的需求愈加明显。也正因此,资本账户的开放已不仅是我国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外市场、国际资源的必要条件,更是我国实施全球化战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选择。然而,资本账户开放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进入20世纪90年来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如1997年以泰铢贬值为导火索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1998和1999年先后发生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7年美国银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而这些危机的背后,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也正因此,如何在有效把控风险的基础上,高效地开放资本账户,是我国此轮金融改革无法逃避的核心问题。因而,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法定层面和事实层面测度了我国现阶段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并通过HP滤波分析探究了两层面开放的趋势变化,并整体评价了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进而,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诱发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利用构造的货币危机指数和银行系统风险指数,阐述了我国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状况,进而利用协整检验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现阶段我国资本进一步开放条件是否成熟展开了研究,并通过选取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财政因素等变量构建了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Probit模型,并对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和稳定性检验,进而利用国际经验参数测度中国资本账户应达到的开放程度,以评价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情况。最后,本文从借鉴经常账户开放经验和研究成果的角度出发,着重从产生寻租和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的两大经济影响角度对中国资本账户的管制措施进行了重分类,并衡量了各类别的经济影响程度,进而借鉴服务贸易开放的逻辑,在依据次优理论的基础上,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视角对我国资本账户具体管制项目的最优开放次序提出了建议。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的结论和启示:第一,近年来我国的资本账户整体呈现出逐渐开放的趋势。其中,除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导致了事实层面开放异常波动外,我国资本账户整体开放趋势明显,并在现阶段处于一个中等的开放水平。从资金不同流向的开放情况来看,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基本保持同步调的放松趋势;其中,在法定管制上,资金流出的开放程度略高于流入,即政府对资金涌入的管控相比更为严格;而在事实层面上,资金的流入始终略高于资金的流出,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对华直接投资。第二,从我国资本账户的具体管制项目来看,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基本达到了70%-80%间的水平;资本项目中的房地产交易限制开放趋势显著,而私人资本流动的管制则开放步伐相对平缓;对比之下,证券投资则仍处于管制最为严格的领域,尤其是涉及短期资金流动的货币市场工具、集体投资证券和衍生工具等项目的管制最为严厉,开放程度基本处于50%以下的水平;从事实层面的开放情况来看,以贷款为主的其它投资项目占据着中国资本账户中资金流动的绝大部分,其后是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资本项目则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通过HP滤波对趋势项进行剥离的结果来看,我国资本账户法定和事实层面均表现出逐渐开放的长期趋势,从整体情况来看,事实的开放有效的促使了法定的开放,而法定的开放又进一步刺激事实的进一步开放,并呈现出类似于经常项目开放中的法定向事实并轨的局势。第三,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基本为负值,这表明人民币始终处于升值的压力。其中,1999-2007年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显著,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巅峰,此后,2010年也出现过一波较强的升值压力。而我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整体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并且波峰略有升高的趋势。其中,2011年第一季度,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影响,银行风险指数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提高趋势。然而,部分期间银行风险指数呈现负值,这主要是受近年来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大幅增长的存款金额所致。也正因此,我国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处于较为温和的状态。第四,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风险的角度来看,理论上来讲,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对国内较高投资收益率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预期,资本账户开放通常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流入并造成对本币需求的大幅增长,进而显著提高升值的外汇市场压力风险;而当政府面对本币较高的升值压力时,为保持稳定的汇率水平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三元悖论”的思路通常会选择放弃适当的资金流动性,从而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来降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理论分析的预期基本一致,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市场压力具有负向作用;由于人民币近些年来始终面临升值压力,即EMP<0,所以,这种负向作用表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在长期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强,但二者间短期内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第五,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诱发银行系统风险的角度来看,理论上讲,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导致国际资本的涌入,银行的国际融资渠道扩宽外加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会促使我国银行业信贷业务开始大幅扩张,而当经济受到冲击或发展放缓时,不良贷款率将显著攀升,从而诱发银行系统风险提升。此时,管理当局为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必将加大监控力度,提高信贷门槛并降低信贷额度。因此,在事实层面上银行系统风险的提升可能会促使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出现波动并呈现降低的趋势。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银行系统风险并无显著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变化(一阶差分项)对银行风险指数在长期具有正向作用,即从长期来看,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大幅变化会提升银行系统的风险,并且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从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来看,两变量短期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不强,并且从整体系数的结果来看,短期内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第六,从我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来看,基于定性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良好、外汇储备充足、金融监管和执行能力较强,虽然金融发展程度相对薄弱,但整体抵御风险和进行开放的条件较为完备。而从定量分析结果来看,基础回归结果表明,在经济因素中,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适度开放程度的提高,均会有利于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通常会增加该国对资金流入项目的管制,但对资金流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在制度因素中,一国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力影响因素。而一国的财政因素以及国际清偿能力则对该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所有稳健性检验的模型回归结果与原模型基本保持了一致,即验证了原模型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中国数据带入模型中的模拟结果来看,依据国际经验,我国资本账户的实际开放水平远远低于应该达到的开放程度,即现阶段,我国的资本账户是充分具备进一步开放的条件。第七,对于我国资本账户管制项目的具体开放次序,本文在借鉴经常项目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服务贸易开放理论模型验证的结论,建议优先开放经济影响大且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类的限制措施,最后开放经济影响小且产生寻租类的限制措施,其他的类别处于其次开放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