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大潮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巨变,知识分子陷入迷惘之中,他们在小说中呈现新的面貌。本论文是关于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小说的人物个案考察,围绕“身份”、“资本”、“理想”、“尊严”及“女人”等五个关键词,构筑平行章节,窥视其行为失范的具体表现。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一向亲厚与疏离并存,从古至今,一以贯之；“若即若离”或许可以作为这一关系的最佳注解。他们对官僚体制有批判的一面,显现出一定的抵抗；然而无论在言行上怎样与政治撇清,他们的内心始终存有向政治、或者准确说是向权力靠拢的倾向。对进入体制的池大为来说,传统品性遗留与体制压迫的交互作用,使他学者型知识分子与体制人员双重身份的对抗分外突出。那些“聪明”的知识分子,则设法把“道德”、“声名”、“话语”等资源优势,转换为利益获取、自我慰藉的资本。道德学教授陈三木,在学校以及一切公共场合都是严肃正经的学者、道德楷模。然而,对美色的猎取令他通过不正当手段将毫无学识的千叶招为研究生。这种行径虽令人不齿却也并非个例,陈三木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明知“自己在道德上已经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却仍然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地通过“道德”的自我阐释来掩饰欲望。利益攫取的同时,知识分子放逐对“理想”的关注,而硕果仅存者如张末,又难免陷入爱情理想的专制之中。这个生活的“隔岸观火者”,在爱情尚未显露端倪之时,已经为它设定发生模式——“她坐在午后的庭院中,一个男人向她走来,一声不吭地将她带回了家。”这样云山雾罩的情景,奠定爱情理想的虚幻基底。她一直与想象中的曾山谈恋爱,但曾山却无力支持这种想象。曾山所能提供的是庸常琐碎、一览无余,同时又毫无想象空间的婚姻生活；这显然是对爱情理想的背离。张末对爱情的执着追寻,虽是一种精神求索,但她本人也成为“理想”的囚徒。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生命的三次迁徙中,杨科一直在自尊与卑琐的漩涡中打转：既忍受无尽的屈辱,也曾一度被视为“圣人”,享受无上尊荣。但内心里根深蒂固的自卑与软弱,使他从未能摆脱无自尊的梦魇,由此决定其尊严的虚幻。当商业化入侵生活每个角落,全新然而冷酷的经济规则实现对社会的辖制,骤然遭受冲击的知识分子,甚至连让内心站立的能力都不具备,又如何担负我们的希望。杨科固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种“尊严缺乏症”并不特殊,依靠想象来逃避无自尊也绝非个例。沉沦性欲同样是知识分子拯救自我的手段,这在庄之蝶身上有显著体现。在颠鸾倒凤的放纵中,他收获了性的欢愉,暂时忘却俗世的烦扰：由此得到的男性能力的证明,甚至成为他体验所谓成功的唯一来源。但其内心的痛苦并没因此减轻,无作为又对无作为充满不甘的现状也无变更。庄之蝶是自顾不暇的,面对唐宛儿的被抓,便以“无能”为自己开脱。事实上,他对唐宛儿等人本就性有余而爱不足,她们不过是他借以摆脱困境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