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人学的视域来阐释沈从文的文学观。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书写和对国民“阉寺性”人格的批判是与鲁迅所开启的“国民性批判”一脉相承的。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又能在美学形态上克服“五四”新文学普遍存在的浅表化、概念化、单一化,把“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文学的启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使沈从文的文学观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以文学为本位的内在结构又使他的作品有着丰富的意蕴:关注人的情感、本能、意志,关注人的个体真实性,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神话”,带有一种以复古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感;他对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的重造,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国民性改造”的内涵。基于以上主要观点,本文可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从词源学、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中西方对“启蒙”的反思与建构等几个方面出发,大致厘定“启蒙”的思想文化内涵;二是将聚焦点投射到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定历史时空,以陈思和先生对“五四”新文学的两大分类标准为依据,引入“文学的启蒙”这一概念。第一章是由沈从文的基本文学观念出发,依次考察了沈从文文学行为的缘起、他的“五四”观、他的“工具的重造”“抽象的抒情”“爱与美的新宗教”等代表性文学主张,从宏观的层面阐释了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一支——“文学的启蒙”的赓续:一方面,他高举启蒙主义的价值诉求,强调要从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建设新的“做人观念”;另一方面,他主张文学的独立性,将“爱”“美”“生命”等抽象范畴纳入文学的表现领域,极大地拓宽了“五四”新文学哲学与审美的维度。第二章的主要分析了沈从文在以“文学”为手段进行启蒙的过程中,是如何对自身进行角色定位,并完成启蒙者的主体建构的:第一节以“乡下人”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离合关系为例,阐释了沈从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想象、重构,意在从侧面来考察沈从文在启蒙过程中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第二节则以沈从文与文艺主潮、文艺论争的距离为横切面,由此透视他在“名”“实”之间的个体化选择。因为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所以本节内容未将重点放在直观层面呈现出来的启蒙者面对启蒙对象时的精英意识或者民间立场,而是将重心放在启蒙者对“理性”“知识”“科学”(包括流行一时的文学创作观念)等“名词”的态度上;第三节则以观念史的梳理为主要研究方法,从文化逻辑的层面来分析“乡下人”的现代内涵以及“湘西神话”的文化策略。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整体地阐述沈从文的人学思想,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心。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内涵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生命强力的呼唤,包括前中期对湘西原始生命强力的颂扬和后期对生命、本能、意志的标张;二是主张人与自然的契合。这两条主线相互交织,共同构成沈从文理想人性建构的基石。沈从文的启蒙是“文学的启蒙”,而文学只承担了启蒙的一部分任务——个体哲学意义上的人的重建,所以人的全面解放得以实现的外围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就被自动排除在外,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纯粹性,沈从文才能够更加专注地探寻人最内在的心理根基,表现人的诗意存在形式,从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文学史上人学思想的形上视野。第四章主要阐释了沈从文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如何消解与启蒙相伴而生的普遍人性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如何用实感经验、文学想象来还原启蒙对象的具体性、历史性、真实性。沈从文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具体化思考,他的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对启蒙对象性别差异的关注和对人的精神、灵魂隐秘之地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启蒙理念的非历史化和现实语境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沈从文将“以不齐为齐”“各尽其性”等本土文化资源纳入到对启蒙对象的阶层差别的理解上的,促进了启蒙向现实语境的降落;沈从文用个体经验与记忆为我们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命的多方,在共情的立场之上还原了下层人民的个体真实性。第五章侧重分析沈从文的启蒙路径与方式。沈从文主张为国人输入一个健康雄强的人生观。那么用怎样的路径与方式来激发国人的意志,使他们获得信心和力量呢?沈从文首先想到的是“文学革命”,接着他又提倡“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主张用多种艺术形式来提升国人的灵魂,增加他们的勇气和信心。其次,他还对人的情感与本能的瞬间有所留心,并意图从中找寻启蒙的契机。在沈从文看来,思想文化固然重要,但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接受者都是人,因此如何解决“人心”的问题,如何让“做人观念”落到实处,如何对人的情感、本能进行因势利导,如何用审美的方式净化人的灵魂,重造人的形而上层面的心理本体,就成为启蒙的关键性问题。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阐释沈从文的价值重估标准对东方文化主体建构的启示:沈从文在“生命”基础上对体系、规则、主义的反抗与鲁迅的反抗方式有着相同的理路——不关注西方观念的具体内容,而关注观念背后的文化体系的整体性和支撑这种文化体系的精神机制;针对主体精神结构的缺陷,提倡意志品质的重塑。第二部分阐释沈从文的理想人性重建在现实境遇的得与失:沈从文所信奉的“文学革命”,是用文学的手段来完成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变革,相对于社会革命给人带来的变化而言,这是一种更为深入、彻底的变化。沈从文提倡“文学革命”,意在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重建,但却因过分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同一性而失去现实可行性,最终不免走向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