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实践所面对的来自西方国家的名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指控,本文一方面通过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国家资本主义”内涵之间的差异对该指控进行驳斥,另一方面,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旨在直面西方国家这一标签化的指控,从西方国家所提出的质疑出发,回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实践本身,论证西方国家所提出的中国存在的国有企业和强制技术转让相关行为在WTO下并不违法,并从中分析WTO对于经济中的政府干预成分是如何认识的,以此来进一步论证西方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具体行为上的指控并没有理论层面上的依据。在国有企业的认定方面,本文着重研究了SCM协定第1条的有关“公共机构”的规定。从中可以发现,实践中对于公共机构的认定体现了从“政府控制”标准到“政府职权”标准的过渡。“政府职权”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作出了区分,而这也说明西方国家不能轻易地将国有企业视为政府的延伸,并将WTO中成员国政府所要承担的义务放置于国有企业之上。不同于国有企业的认定,竞争中立直接指向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竞争优势。通过对GATT第17条和SCM协定第2条的研究不难发现,首先WTO并不打算对成员国自身所享有的所有权予以过多的干预,其次,目前西方国家在WTO之外建立的竞争中立规则对于国有企业的义务要求在不同程度上创设了超出WTO范围之外义务。基于中国并不存在强制技术转让问题的前提,打破西方国家在这一争议上“有罪推定”的逻辑,可以看到WTO法律体系本身并没有就强制技术转让合法与否予以正面回应,相反无论是TRIPs协定中对投资进口技术问题的空白及其所表达的对于国际技术转让的积极态度和对于强制许可制度的设置规划,还是在TRIMs协定中对于强制技术转让的有意忽视,反而都很难说明强制技术转让在WTO宏观层面上构成违法。由此,本文基本可以确认,在一定程度上WTO对于西方国家所提出的由“国家资本主义”衍生而来的对我国经济制度与实践的质疑并没有全盘否定,并且在规范的解释上为这类政府干预特征明显行为保留了余地,而这也符合WTO作为多边贸易体系所代表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过,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实践提出的质疑,中国仍需要在不与全球化脱钩的前提之下作出积极地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