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征收是在政府管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为了保障私人使用不动产的权益而在美国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征收理论。在美国的判例及学说上,政府以警察权对土地实施管制有其宪法许可界限,逾越此界限政府的有效管制即变成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的征收,需予以公平的补偿。为探讨管制与征收之间的界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1922年马洪案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发展出了个案衡量、实质增进州利益、实质侵占、当然准征收等多个判定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管制征收”界定过程的混乱与片面。至2005年,联邦最高法院借由林戈尔诉美国谢弗龙公司一案,在对之前各种传统规则一并梳理的基础之上,废弃了行之多年的“实质增进州利益”标准,代之以侧重政府管制对产权人财产价值的减损程度而非管制潜在目的的管制征收新规则,向管制征收理论的明晰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虽然探寻一个明确的管制征收判定标准是联邦法院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法院对于个案事实的衡量,以及对公平正义理念的考量,都使得管制征收的判定充满了不确定性。为此,美国社会进行了另一种探索,以政治、政策和社会运动的方式另辟蹊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国管制征收理论的这一发展轨迹也为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