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学史的分期标准下,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是作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历史节点而出现的。这一划分方式一直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因为在中国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在解放区,就已经出现了被后来学界称为共和国文学的萌芽,这一现代文学历史阶段的“当代”性虽不明显,但已渗透在作家创作,文学评论,以及文学外部环境之中。政治上的转折。只是将解放区文学上述已经接近成熟的形式固化,并进一步发展。解放区文学的“当代”特征,在小说创作层面尤为明显,通过分析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当代”性,可以窥见中国文学在上世纪40年代历史变迁中的变迁线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1940年代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性质问题。一方面,解放区小说追求“为政治服务”,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内容,其归根到底是源于政治上对解放区民众的启蒙意愿。因此,在文学上来讲,解放区小说带有很强的启蒙主义色彩。然而,解放区作家经过不断的探索,在借鉴通俗小说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摸索出了一系列方便“与世俗沟通”的小说形式。在这方面,赵树理的小说被人们广泛提及,陈荒煤等解放区文艺评论家更是将其创作奉为“赵树理方向”。事实上,赵树理的小说正是在语言、形式层面,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曲艺文学的形式,将其加入政治内容,以“旧瓶装新酒”形式而进行呈现的。而文化管理机构在《讲话》的指导下,也借鉴通俗文学“样式小说”的处理方式,将小说创作按照题材分类,并依照不同的题材进行等级上的划分。这样,解放区小说就成了中国文学的一种特殊样态——借鉴了通俗文学创作形式以及语言风格的启蒙文学。解放区小说借鉴的“样式化”创作方法,使得作家的创作对象按照题材划分为若干“样式”,这其中每一“样式”都有其高下的价值评定。从作家角度讲,只有写作更高级“样式”的作品,才能够取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可。由于解放区文化政策上是一套政治功利性极强的文学机制,而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解放区文学工作的重心是“工农兵方向”,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因此,与之相对的工业、农村、战争三类题材成为了当时小说创作的中心题材,“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知识分子题材则被搁置,在潜在层面影响着小说创作。而由于当时的解放区社会,大多处于中国农业社会的背景,因此工业在当时虽然是更高级题材样式,但经验上的匮乏使得作家无法对这一题材进行深入展开,这样,解放区小说创作的最重要题材,就落在了战争和农村两类小说身上。而战争小说与农村小说既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样式小说”,那么这两种“样式”就一定各有各的模式,战争小说的“战争英雄”,“二元对立”,农村小说的“反地主”模式,恋爱模式,“村仇”模式,以及村干部模式等约定俗成的小说套路,就一定是这一“样式化”过程的产物。实际上,特定样式小说创作的特定套路,只是稍加调整,就成为从一而终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了解放之后的“十七年”,“文革”文学之中。从上述这些“当代”特征来看解放区小说,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位置就很明显了。一方面,从“五四”文学革命到解放区文学,小说的指导思想由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转化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题材上,由知识分子/农民转化为战争/农村样式,解放区小说创作为1940年代之前“左翼”一直苦于探索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答案,这一可能性纠正了“五四”以来文学过度欧化,过度理念化,反映具体生活无力的弊病,但也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对后来的文学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随着1949年前后全国性解放的到来,小说创作队伍经历着重新的整合,小说创作观念也进行着发展与更新。主要的变化是:之前作家写工农兵群众立场上的一定自由被限定,深刻了解工农兵,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认识问题,考虑问题成为了文学规范的必须。因此上一个阶段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被逐渐颠覆,而萧也牧从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尝试,也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文学规范的错动,定型了共和国早期文学的经典范式:将文学的真实性放在政治目的性模式的前提下;借鉴通俗小说及曲艺文学,二元对立的二分法被广泛运用;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被广泛运用。一个新时代的文学范式正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