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修正案（十一）》第29条将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15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无期徒刑。这一修改使得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盗窃罪的法定刑大致相同,大幅增加了对职务侵占罪的打击力度,做到了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如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热情投入到投资创业上,导致职务侵占罪的案件数量迅速攀升,犯罪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该罪在行为主体、犯罪对象以及行为方式上都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该罪的疑难问题进一步研究,以期做到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统一。本文从立法本意出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立法沿革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设立职务侵占罪。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属于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体制,故法律只规定了贪污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发展格局,而职务侵占罪随之应运而生。从职务侵占罪的立法沿革与完善可以看出,该罪的立法目的是保护职务的廉洁性与单位的财产权。第二部分分析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范围。法律虽然规定该罪主体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但并不明确具体。本文认为该罪主体应当是在特定单位因担任一定职务所具有的主管、管理和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人员,并且不能限制单位所有制形式,国有单位的人员也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关于委托代理人,认为委托协议没有使行为人与公司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二者形成平等的委托代理关系,行为人不具备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但如果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就应当认为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职务。此外,设立中的公司的人员以及部分符合条件的挂靠人均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范围。第三部分分析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标准。分别分析了“管理性事务说”与“持续性事务说”的不足,对“职务”进行了合目的解读,论述了“单一客体论”与“双重客体论”的对立及原因,并主张支持“双重客体论”。确定“职务”的内涵时,应当以保护法益为指导原则,以对本单位财物形成实质的控制、支配地位为关键。对于实质的控制、支配地位的判断,可以从实质占有和规范角度两个方面判断。当实际控制、支配单位财物与所从事的事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时,可以初步确认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便利。因果关系属于事实判断,除确定具有关联性之外,还应进一步确定行为人非法占有单位财物与利用的“职务”具有因果关系。第四部分分析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以往观点认为,本单位财物应当仅限于具有所有权的财物。但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多元化,这一观点已不能准确认定该罪。该罪行为对象不仅应包含具有所有权的财物,还应包含由单位管理、运输和占有的财物。不仅限于有体物,也应包含财产性利益,例如虚拟财产。在发生财产混同时,企业家侵犯企业财产不应作为职务侵占罪处理,而是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在分析运输物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时,本文主张支持占有说,并将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作为占有归属判断规则,在此基础上区分情形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