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是自古以来的一种犯罪,古称赃物犯罪或赃物罪。新中国建立后，该罪罪名经历了三次变化。从1979年刑法确定为窝赃、销赃罪后经改变为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再到现行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虽然本罪罪名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其本身就是关于赃物的一种犯罪。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的妨害司法罪一节，法律条文的第312条，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行为方式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本罪一般在三年以下量刑，即可以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如果情节严重的，应当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罪的法定刑较轻，但却严重妨害司法并影响国家正常的司法活动的运行，危害了社会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应严厉予以打击。理论上对本罪的性质与客体认识不清，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疑难案件的定罪量刑产生分歧，如何准确适用此罪，更好的打击犯罪。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以及本罪在适用中的重点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全文由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拟设置三部分来阐述。第一部分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概述。本文分为两部分进行论述，一、介绍本罪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立法发展历史与现状，本文拟通过对本罪在我国立法例下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明确我国关于本罪的立法目的；二、对本罪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本文将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来具体分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犯罪构成，通过这样的结构对本罪进行论述，有利于对比本罪的性质以及客体进行阐述，有助于全面认识和准确认定本罪。犯罪客体方面，在对比国外刑法学界关于本罪性质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同时比较我国刑法学界关于本罪的客体的不同观点，紧接着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法益侵犯说来定义本罪的客体，本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中，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追查活动是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司法机关对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顺利追缴活动是本罪的次要客体。另一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和认定犯罪所得以及犯罪所得收益，其中违禁品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在本罪主体方面：《刑法修正案（七）》将单位纳入本罪的犯罪主体。本罪的主观方面：“明知”的内容是对行为的危害成果的认识，即认识到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犯罪所得以及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知道或可能知道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以认定到达本罪“明知”的程度。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不会主动承认其“明知”是赃物，这是认定本罪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对“明知”加以认定，即根据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物的性质、形状和数量、交易的时间、地点，还有交易的方式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从而推定出行为人是否主观“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司法工作人员在办理个案时对行为人是否“明知”不可以妄加推断，而是应该在综合全部案件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司法机关推定行为人主观“明知”必须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以及确实充分的证据基础之上。第三部分重点论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司法认定。从三方面进行论述，其一是构罪与不构成犯罪的认定，本罪的上游犯罪指的是实质的犯罪而不仅仅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形式上的犯罪。其二是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本罪与洗钱罪的关系，简言之,本罪与洗钱罪是法条竞合关系,本罪事实上是普通的洗钱罪,刑法191条的洗钱罪则是特别的洗钱罪。此外，本罪和窝藏、包庇罪诸多相似之处，需要加以区分。其三是本罪的适用。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司法实务中在上游犯罪尚未定罪情况下可以先行认定本罪，然后根据案件的办理情况作不同处理；应对本罪中“情节严重”的情形进行准确把握；同时建议对赃物犯罪中的近亲属之间犯本罪的做出特别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