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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随着我国剖宫产率增加和二胎政策实施,植入性胎盘谱系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PAS)发生率迅速升高,其中,与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相关的妊娠不良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目前暂无产前评估系统来预测妊娠结局,因此,本文通过评估癒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围术期情况,分析与妊娠不良结局相关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产前风险评估模型,以预测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6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产科行剖宫产术的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并分析其临床特征及母婴结局。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建模组为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入院的患者,共179例;验证组为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入院的患者,共81例。建模组中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并确定与术中大量出血(出血量≥2500ml)、大量输血(红细胞≥10U)相关的独立预测因素。根据回归系数使用R软件绘制相应的nomogram列线图。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AUC)及校准曲线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分别评价模型的区分度及校准度,临床决策曲线分析模型的临床价值。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60例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其中胎盘植入患者240例(92.3%),穿透性胎盘植入患者20例(7.7%)。既往剖宫产次数为1的患者有192例(73.8%),大于1的患者有68例(26.2%)。71例(27.3%)患者术中出血量≥2500ml,其中8例(3.1%)患者进行了子宫切除术;55例(21.2%)患者术中大量输血(红细胞≥10 U)。在建模组中,将患者临床特征分为术前临床特征组和术前临床特征+手术止血措施组,以术中大量出血(出血量>2500ml)、大量输血(红细胞≥10U)为结局,共构建4个模型:以术中大量出血为结局的模型1有6个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胎盘陷窝(p=0.005)、子宫-胎盘界面血流信号丰富(p=0.002)、子宫浆膜-膀胱界限血流信号异常(p=0.020)、宫颈部异常血流信号(p=0.016)、急症剖宫产(p<0.001)、术前未预置腹主动脉球囊(p<0.001);以术中大量出血为结局的模型2有4个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胎盘陷窝(p=0.006)、子宫-胎盘界面血流信号丰富(p=0.016)、宫颈部异常血流信号(p=0.036)、急症剖宫产(p<0.001);以术中大量输血为结局的模型3有6个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胎盘陷窝(p=0.001)、子宫-胎盘界面血流信号丰富(p=0.003)、子宫浆膜-膀胱界限血流信号异常(p=0.004)、宫颈部异常血流信号(p=0.027)、急症剖宫产(p=0.001)、术前未预置腹主动脉球囊(p<0.001);以术中大量输血为结局的模型4有4个独立预测因素,包括胎盘陷窝(p=0.004)、子宫-胎盘界面血流信号丰富(p=0.017)、子宫浆膜-膀胱界限血流信号异常(p=0.023)、急症剖宫产(p=0.001)。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模型1和模型2 AUC相比(p<0.001;p=0.007),模型1区分度较好;模型3和模型4 AUC相比(p=0.001;p=0.015),模型3区分度较好。校准曲线表明模型1-4的预测风险与观察到的结局发生率之间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在临床决策曲线中,模型1的决策曲线下面积高于模型2,说明模型1具有较好的临床决策价值;模型3的决策曲线下面积高于模型4,说明模型3具有较好的临床决策价值。结论1.本研究成功建立了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不良妊娠结局风险预测模型共4个,其中包含术前临床特征和手术止血措施的预测模型1(预测术中出血量≥2500ml)和模型3(预测术中输注红细胞>10U)具有较好的校准率、区分度及临床决策价值。2.通过产前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不良妊娠结局风险预测模型,产科临床医师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估瘢痕子宫前置胎盘并植入患者的病情,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