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种理论曾经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高等教育界占有绝对的话语主导地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实施并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西方大众高等教育学说是存在激烈争议的学说,大众高等教育的实践也是负面效应与正面效应兼具的实践。但在中国,由大众高等教育学说变种而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曾经被奉为圭臬,高等教育大众化一度成为战略选择、政策导向和追求目标。对这一理论及其实际效果的评价分歧巨大,这些褒贬与反思将对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路径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对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外延发展与内涵发展的争论,关注点还是时下的问题和短期的对策,没有将大众化问题放到中国高等教育宏观历史、长远目标和根本使命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众化的主旨、目的、主轴和坐标都应当是高等教育成长。缺少成长理念是目前大众化理论混乱和实践困境的症结所在。“高等教育成长”概念着眼点是中国高等教育自身的文化传统、教育生态、制度体制、现实境遇,它涵盖了大众化的外显目标——通过规模增长使更多的人接受有质量保证的高等教育,和内在的要求——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高等教育的教育体制、机制、品质的提升和教育理念的创新。它试图摆脱“高等教育发展”这样从经济学移植的、具有外铄意蕴的概念,为本土高等教育确立其内在的、主体性的目标尺度。本文正是将大众化作为实现高等教育成长的契机,沿着剖析问题并提出论点——重新解读理论——在比较基础上界定自身“问题域”——提出对策措施这样的主线,来展开论述的。导论部分简要概述了问题提出的背景,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实践的困境,界定了“高等教育成长”概念在外显层面、制度层面、理念层面的多重含义。提出了“将大众化纳入高等教育成长视野之中,以探索解决本土高等教育问题、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研究主题,简要分析了这一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正文的第一章,回溯高等教育大众化从理论到政策再到实践的过程,剖析了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缺少成长的大众化实际上是大众高等教育学说的一个畸形与变种。名实不符的大众化不仅加剧了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基础教育与以大众教育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衔接矛盾,而且造成高校分类与定位混乱、“教育性失业”、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表面繁荣实际上延迟了高等教育成长需要的管理体制、招生制度、专业结构、教学质量评价、人事管理等方面的紧迫改革。作为应对大众化问题的措施,“内涵发展”成为主导话语。但它原本是规模扩张的措施之一,即使其概念内涵后来发生了位移,主要意思就变成了以质量为主导,也依然是过度解读的结果,印证了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对发展经济学概念的生硬移植,反映了我们理论创新的缺失,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构成了以发达国家为蓝本的研究范式一样,“内涵发展”无法涵盖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即成长问题。因此,确立以成长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观念,是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它要求具有着眼于国情的“问题意识”、具备民族自身的“价值坐标”和摆脱自身局限性的“超越眼界”。第二章从成长视角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将大众高等教育说置换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其实是出于现实需要而对文本的过度解读,即: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西方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地位,漠视这一理论的对立面;过度突出大众高等教育说在马丁·特罗高等教育阶段论中的地位,并演绎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过度突出西方教育大众化理念中大众高等教育部分,略去了大众高等教育阶段是整个教育大众化的延伸和成长这一理论的背景。人为编织的高等教育研究这一宏大叙事,造成了目前独特的“大众化”语境,体现出我们正进一步移植西方大叙事思维。大众高等教育学说是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倾向、尤其是实用主义教育理念“本土成长”的产物,布鲁贝克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论的提出为大众高等教育学说提供了认识论依据。从成长视角来看,特罗的高等教育阶段学说建构出一个高等教育成长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关注点是高等教育随数量扩张而发生的质的变化,揭示出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方式的嬗变,并构成对精英教育的解构力量。第三章通过对中美高等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大众化问题的比较,来阐述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面对的不同“问题域”。美国高等教育是市场主导模式,具有极其特殊的功能与结构,不存在一个中央机构来维持与监督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统一标准,也没有一个对整个系统来说必须维持的统一的学术标杆,早在进入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前就已经形成了适应大众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和结构上的框架。这样,基于自身独特性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就值得思考。同样,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性是思考中国高等教育成长问题的起点。我国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国家控制模式,国办教育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政府财政以外的补充性财源奇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不发达;传统上高等教育一直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现实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学历身份社会”,厚重的文化国情构成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柔性制约。在现实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事境下,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学的“问题域”,重建大学精神,建立本土的高等教育研究话语,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走“本土成长”之路的必然。第四章论述了大众化契机下中国高等教育成长的主要措施。首先是要超越移植替代论与依附发展论的宿命,实现从“他者”的大众化到“自者”的大众化的历史性转换。其次是要将利用大众化这一理念创新的“密集区段”,超越高等教育惰性,转化高等教育价值观和质量观。再次以大众化为契机创新高等教育办学制度、体系分层制度以及高校招生、学习方式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制度。最后,从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出发,改变大众化过程中的行政权力本位现象,提出“‘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适用于高等教育”的观点,认为高校评估与质量监督的社会化是体制变革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