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是明清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而“江南”这一概念则是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一切研究的原点和所有理论的基础。然而,“江南”一词的内涵并不单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地域人们的视域中,“江南”都各有其广狭不一的范围。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如果作为出发原点的“江南”的范围也都因各自的研究需要而各说各话、各自寻找理论来源的话,那么进一步的理论综合和成果突破便无从谈起了。只有在地域范围清晰、地域内涵明确的前提下,相关研究才能有的放矢,研究成果才能形成合力,不断推动该领域研究水平的突破性提高。从明清史的角度来说,“江南”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地域概念集合体,要想明确本领域的研究范围,科学的学术态度首先就要求我们回到史料中去,去检视明、清两代史料中所提到的各种“江南”概念,探明其所涉及的相关地域,探究其所处的具体语境和背景,从而了解彼时人们心目中的“江南”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探讨“江南”一词在本领域研究中的具体定义问题。本文从明代史料入手检索,对象包括正史典章、诏令奏议、方志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文集等各类材料,从中筛选出提及“江南”并涉及相关具体地域的记载,再根据这些记载所涉及的具体地域对其进行分区介绍,探讨每一条史料背后的具体语境或历史背景,从而对明代史料中“江南”地方的分布及其内在的逻辑形成初步的认识,是为本文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所有已发现的史料被分为浙西地区,浙东地区,江西地区,江东地区,湖广、福建、广东地区以及“跨区域的江南”六个区类进行介绍和讨论。在以上分区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部分开始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第一节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各区有关“江南”并涉及具体地域的史料记载,“数量”指的是此类史料的多寡,“质量”则是此类史料中所谓的“江南”范围的明确程度。依“江南”具体范围明确程度的不同,又可将此类史料分为“专称”和“泛称”两型,“专称”有明确、成片的地域范围,如“江南十府”之类;而“泛称”则只零星地提及某些地方属于江南之地,至于此“江南”究竟范围几何,则模糊难考,如“上高,江南中邑耳”之类。地域范围明确的“专称”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公认度,在理解明人心目中的“江南”范围时史料价值更高;而“泛称”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参考价值较低,但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明人心目中对“江南”的认识。依据考察结果,本节总结出上述五个地区与“江南”关系的疏密程度依次为:浙西地区、江东地区、江西地区、浙东地区,以及湖广、福建、广东地区,并区分了单纯以长江划分南北而成的广义的“江南”(“大江以南”)和包含一定认同标准和固有内涵的狭义的“江南”。狭义的“江南”以浙西地区和江东地区为其核心区域,以江西地区和浙东地区为其两翼外围区域,而湖广、福建等地则仅为“江南”的边缘地带。浙西、江东地区所组成的核心区域有着明确的范围,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严、应、徽、池、宁、太、广十三府一州之地,相关史料证据充分;而江西、浙东地区所组成的外围区域则边界模糊,有些地方缺乏相关史料,有些地方虽处边界,却有相关史料证据发现,有时还与相邻的湖广、福建等边缘区域中同样发现有关“江南”史料记载的地方地域相接。第二节则从上述五个地区与“江南”的疏密关系出发,回顾所依据史料的具体语境和历史背景,探讨明人心目中对某地属于狭义“江南”的认同标准,尝试总结形成如此格局背后的影响因素。从已发现的史料看来,影响某地“江南”属性认同度的因素大概主要有行政区域名称,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历史记忆,自然、人文景观,以及水路交通六类。其中经济实力的因素或许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必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行政区域名称和历史记忆等则是过去未受到充分重视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