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博物馆学运动以来,博物馆开始关注诸多社会议题,并尝试让自身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其中,人权理念下的博物馆引起西方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加拿大人权博物馆的出现使“人权博物馆”这一理念更为具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受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博物馆的现代性哲学和权威话语备受批判,连带着博物馆背后的启蒙理性也遭到了质疑与批判。失去了建立在启蒙知识观之上的合法性后,博物馆开始被裹挟到一系列批判与激进意味的社会思潮和风尚当中,在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政治学的争论中,博物馆不得不随时调整自身的定位和方向。除此之外,作为曾经在博物馆中被受批判的思想,启蒙哲学思想似乎再次受到关注。在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将一切现代社会病症都归咎于现代性,宣告现代性彻底失败时,依然有学者为启蒙辩护。此时,笔者关注到启蒙思想中的一个思想流派——情感主义处于长期被忽视的尴尬位置。这导致我们今天对启蒙的想象一直停留在启蒙理性主义的范畴,认为启蒙时代单纯地是一个高举理性的时代。本文虽说是对“人权博物馆”进行研究,但本文将绕过人权理论,以较为迂回的方式或者说回归的路径,用启蒙情感主义的“同情”理论,来讨论加拿大人权博物馆的实践。为说明启蒙情感主义和“同情”的价值,笔者将以加拿大人权博物馆为例展开阐述。本文将从建筑设计和展示内容上分析其外在设计及展览逻辑的基本情况,以及背后隐含的张力与矛盾,并选取“展示大屠杀”“真相与和解”“粉红衬衫”这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展览为例进行系统的展示分析。这类展示在为我们指出人权理念自身局限性的同时,也揭示了“情感”因素的关键作用。博物馆并非只是一个关乎“理性”、知识、意义的场所,也是一个营造与唤起情感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将重拾“同情”这一启蒙遗产作为人权博物馆理念的根基来自我论证,尝试探讨启蒙精神之于人权博物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