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契约法理论,违约是指在契约履行期届满后,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约定的义务而应承担责任的状态。在履行期届满之前,双方没有实际履行给付的义务,但如果在履行届满之前,一方当事人已经明确表示或者用行动表明他将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则这种行为将给合同对方当事人带来契约风险.为了保护合同安全,解决在合同履行期届满之前的危险状态,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分别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和不安抗辩权制度,但这两种制度在构成要件、适用效果等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合同法在第68条和第69条确立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在第108条和第94条第二项确立了预期违约制度。将两种功能相同的制度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即显得重叠与矛盾,也在立法安排的表现形式及实际意义上与域外法的两种制度存在差异。虽然我国合同法对于两项制度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及改进,但效果并不理想,在司法适用上也容易产生混淆与冲突。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首先将我国不安抗辩权制度和预期违约制度与域外法的两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合同法中关于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在适用范围、法定事由、判断标准及当事人利益安排等方面的冲突与矛盾之处。其次,通过对大陆法不安抗辩权和英美法预期违约制度的比较与应用价值分析,寻找取消不安抗辩权、重构预期违约制度的正当性与可行性。最后,以案例比较的形式,尝试对预期违约制度予以重构,并详细分析了预期违约制度重构在司法适用上产生的不同效果,以期能够在司法适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