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经济时代的兴起,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国际服务贸易正朝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不断发展。在此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国际服务贸易形态,通过优化服务生产和交付方式,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成为当前跨境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数字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关于数据泄露和隐私侵犯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此在监管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国相继推出了具有壁垒性的边境内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比如限制电子支付交易、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和数据本地化措施等,给本国数字服务业发展和数字对外服务贸易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当下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究竟会给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带来怎样的影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首先对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进行了系统性梳理,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并基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阐明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出现的理论基础。本文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是通过“成本效应”增加数字服务的贸易成本来阻碍数字服务出口,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出口的下降。然后分析了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发现中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不断增加,其中其他商业服务行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是中国数字服务出口最多的两大数字行业;分析了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得知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程度要远高于发达国家。其次,本文基于54个进口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计量基准模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发现进口国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会显著抑制中国数字服务的出口。另外,根据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过程,进行了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证实了影响机制的存在。而且本文还从行业和政策两个角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一是考察了DSTRI对中国数字服务六大行业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行业的出口影响最大;二是通过探究五大政策领域各自的DSTRI水平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基础设施连通领域的政策限制性措施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最大。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力争为我国扩大数字服务出口规模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