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正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表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是我国数字时代重点建设内容。然而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际贸易结构、内容、方式的数字化发展对国际经贸规则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我国作为数字贸易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如何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框架中赢得主动权、掌握主动权、如何构建符合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规律的规则体系是我国研究的重点问题。因此,考察国家间数字经济水平发展差异,并探究一国数字经济水平与其签订的贸易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深度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制定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策略和与自身发展相匹配的数字贸易规则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了研究一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会对该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产生影响,本文首先在梳理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详细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理论基础。其次,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保障和创新环境、数字贸易潜力三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TAPED数据库中的条款赋值构建了异质性条款深度和数字贸易规则总深度,测算了58个样本国家和地区2010—2020年1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和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水平指数。再次,在上文分析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假设,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对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对RTAs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高收入国家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数字经济对数字贸易不同规则类型深度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对数据相关和个人隐私保护条款深度的影响作用更大。针对以上研究结论,为了促进我国数字贸易领域规制水平,提高我国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话语权,文本提出三点政策性建议:第一,完善数字贸易法律体系,推进数字贸易规则建设;第二,深化区域数字经济合作,共建数字贸易规则未来;第三,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数字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