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承担金融风险意愿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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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研究家庭承担金融风险意愿和家庭特征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当前情况下若一个金融机构需要由动态经济模型做出一个决定时,通常都会将未来变化考虑在内,也就是说,预期常常会起到一定作用。将类似的观点和思维应用到家庭金融领域,即一个家庭的家长关于金融市场一定会自我形成预期回报或预期风险,从而决定这个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以及当前计划投资在风险资产上的数量。本文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新加入了预期变量作为另一个家庭特征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检验它与家庭承担金融风险意愿的相关关系。其次,同样也是基于动态经济理论,一个金融机构的经济行为往往不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这种行为会根据经济相关表现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过可能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家庭金融的实证文献资料往往关注的是家庭特征和金融投资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少考虑到经济表现本身的角色作用。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将经济表现这一变量包括在内进行分析。同时,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寻求并发现新加入的这两个解释变量,即预期经济上行和预期经济稳定是否与家庭金融行为有一定关联。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简称SCF)2007年、2009年和2013年的统计结果。SCF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导的,芝加哥大学具体负责做出的家庭调查,它可以提供家庭详细的财务资产负债表,也就是每个家庭所持有的资产类型和当前金融资产的现值高低。同时,SCF也包括某些对经济和金融领域带有主观色彩观点的家庭特征调查。关于家庭承担金融风险意愿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从家庭自身关于他们很可能选择的金融风险顺序程度的回答及观点中来选取的。本文将因变量家庭承担风险的意愿分为四个不同层次水平,从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的完全风险厌恶到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风险偏好都涵盖在内。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就是预期经济表现和时间序列,前者也是从SCF中提取的主观数据,同时使用了关于未来经济的预期来代表家庭的预期,在文中主要以一个代表三种相应水平的虚拟变量来表现,即预期经济上行,预期经济稳定和预期经济下行。而后者在文中主要表现为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的一个虚拟变量,即2007年,2009年和2013年。其余解释变量也是从SCF调查数据中提取的家庭相关特征。一些变量如年龄、受教育水平等都是与家庭特征相一致,也有一些变量是关于整个家庭的总值,比如净财富、劳动收入等。本文把家庭愿意承担金融风险的水平按照主观意愿大小从最低到最高分为四个不同的水平,分别令m=1,2,3,4。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系数值,必须采用一个没有这种假设更为通用的模型,即本文主要采用的multinomiallogit模型,这个模型对于研究家庭金融领域的问题上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意义。对于家庭愿意承担平均风险这组来说,对不久未来经济的预期与家庭承担金融风险意愿的解释变量作用十分显著。预期经济稳定不变和预期经济上行都对家庭承担金融风险意愿起正向相关作用,而时间虚拟变量都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作用。预期经济稳定不变或预期经济上行都会使家庭有更强烈的意愿承担更高的金融风险。时间虚拟变量2013年同样与变量2009年的预测系数一样为负值,甚至更小一些。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家庭愿意承担高于平均水平的风险(m=3)和承担巨大风险(m=4)两组之中。唯一的区别在于对家庭愿意承担高于平均水平的风险(m=3)来说,时间虚拟变量2009年的系数和2013年的系数并不是差异显著.经济表现在这几年中对家庭风险意愿的影响几乎是级别相同。因此,本文相对于前辈研究来说,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并确认经济预期和经济表现对家庭做出相应的金融决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对其他相关变量和家庭特征而言,也与承担金融风险意愿是显著相关的。年龄与因变量承担金融风险意愿呈现非线性相关关系。若家庭户主对经济有更好的预期,或者拥有遗产动机计划及占有工作公司股票等,都会促使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更高水平的金融风险。并且劳动收入及净财富较高的家庭通常也是高风险的意愿承担者。另外,对于单身家庭而言,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可能成为风险寻求者,而在愿意承担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风险水平的家庭中,已婚家庭更可能有承担更高金融风险的意愿。但是,对于信用受限的家庭来说,与承担风险的意愿呈负相关作用。愿意承担巨大金融风险的家庭一般是具有与其他家庭意愿不同的特征因素的特殊群体。并且被信用限制的家庭可能会承担更高的风险,而具有模糊不清或系数不显著的特征变量是关于工作状态以及在农业部门或者政府部门工作等。在模型预测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许值得相关学者进一步探索,并对我国经济政策部门具有相应的应用意义。此处理论框架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解释家庭金融行为独特的原因。但是,本研究中也并没有足够的实证经验来验证此理论,只是作为建议仅供参考。首先对于金融机构的政策应用来说,如果他们能切实考虑到文中列举的这些主要家庭特征变量,也许可以使他们能够创造更易于被家庭所接受的金融投资组合。其次,对于中国的研究机构或者政府来说的政策意义在于,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家庭能够有更多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一个关于家庭金融完全彻底且长期跟踪的调查研究不仅对有兴趣研究的学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对希望能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稳健的金融机构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相关调查结果,政府也能够理解家庭的金融风险偏好并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对金融市场进行准确的宏观调控,注重相关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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