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焦点,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世界各国长期奋斗的目标。作为世界上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将扶贫开发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帮扶政策,特别是在“精准扶贫”战略的牵引下,贫困人口大规模地减少,减贫事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当然,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静态贫困标准衡量的结果,而脱贫是一个动态过程,低收入群体脱贫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可能又重新返贫,甚至落入“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动态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其真正的贫根在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较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贫困脆弱性是衡量未来贫困状态的指标,具有前瞻性。传统的贫困指标仅以当前的福利水平作为界定贫困的标准,而贫困脆弱性兼具衡量当前贫困状态与预期未来福利状况的优良特征。传统贫困度量缺乏预见性和动态性,约束了扶贫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减贫措施的有效发挥,而以贫困脆弱性指标作为指导开展扶贫工作是打破这一约束的有效形式。因此,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评估精准扶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五个一批”精准扶贫思想,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的农村数据,将非农就业、非认知能力和农村低保三项减贫措施与贫困脆弱性指标一并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综合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特征以及减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果。全文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借鉴Chaudhur et al.(2002)提出的VEP方法,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在不同的贫困线标准和50%脆弱线下测度了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基于此,我们分析了贫困脆弱性的总体特征以及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按贫困脆弱性的成因对测度结果进行分解。二是系统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基于不同风险类型家庭和不同类型非农就业进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地,从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视角探究非农就业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三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严谨性、外向性、顺同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五个方面构建非认知能力总指标,然后分别考察了非认知能力总指标和五个子指标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直接影响。并且,从社会资本,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就业三个角度分析非认知能力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间接影响。四是探讨了农村低保是否有助于未来减贫,并针对不同风险类型家庭进行农村低保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为了厘清农村低保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进一步探究了农村低保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中介效应。经过上述一系列的研究工作,本文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面对风险事件时,中国农村家庭普遍难以从容地应对,容易产生“贫困—脱贫—返贫”的现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程度逐渐降低,这一结论在国家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标准下都是成立的。贫困脆弱性与贫困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越贫困的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且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的家庭在未来越容易陷入贫困。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多是由于收入不稳定所导致,因此相比于低均值型脆弱(LM),高变动型脆弱(HV)在中国农村贫困脆弱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农村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可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一结果是稳健可靠的。通过划分不同的贫困群体来看,这一作用对于暂时性贫困群体是有效的,对慢性贫困群体并无显著效果,这与慢性贫困群体的内在特征有关。此外,对于不同类型的非农就业而言,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而非农经营在降低贫困脆弱性方面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主要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弱化收入不确定性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第三,提高非认知能力是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有效手段,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认知能力五个维度下的严谨性、开放性和情绪稳定性对贫困脆弱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脆弱性分位数的增加,非认知能力在缓解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方面的作用先提高后降低。此外,本文发现非认知能力可以通过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间接影响。第四,现行的农村低保制度在长期减贫方面的效果不佳,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将家庭依两期贫困状态划分,发现农村低保主要提高了报告期处于贫困状态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考察其背后机制,显示农村低保主要通过所引致的福利依赖效应、私人转移支付挤出效应以及家庭主观社会地位沉降效应从而对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事前贫困预测的视角出发,将非农就业、非认知能力、农村低保与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综合探讨三项精准扶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果。二是现有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侧重于关注传统人力资本领域,将社会适应性和动机等非认知能力排除在外,对人力资本的评估造成偏差,本文构建了非认知能力总指标,实证分析非认知能力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三是本文并非只关注精准脱贫措施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因果效应,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据此制定和完善的扶贫措施具有更高的正当性与合意性。总之,本文的研究由两大模块构成:一是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总体特征;二是在测度的基础上评估三项精准扶贫措施的长期减贫效应。基于上述研究内容的分析,结合当前的贫困现状,分别从促进非农就业、提高非认知能力以及改善农村低保制度角度出发提出有效缓解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预示着当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时,我国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向应由静态贫困转为动态贫困,以贫困脆弱性家庭作为反贫困工作关注的主要对象,从以解决基本需求困难转向提高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坚决遏制返贫现象的发生,巩固现有脱贫成果,以期为政府设计合意的“2020后”农村扶贫政策和制定提供定量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