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渔短篇小说的外在形式存在着机巧的情节安排、戏谑的语言风格、夸张的艺术手段等特点,尤其是故事最后总是会呈现完满的大团圆结局,在大多数研究者眼中,他的短篇小说无非是充斥着喜剧性色彩的。本文旨在揭示李渔短篇小说喜剧外壳下所包含的深层悲剧因素。分析李渔短篇小说的文字层面,可以得出李渔对婚姻恋爱、社会政治、家庭伦理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在婚姻恋爱方面,一夫多妻制、包办婚姻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家庭地位低下,她们追求平等、追求自由恋爱的意识遭到封建贞节观的束缚和扼杀,由此而造成了诸多的家庭闹剧,进而演化成悲剧,家庭出现了妇人妒忌、夫妻不谐、夫妇之间缺乏信任等现象。在社会政治方面,社会阶层严格区分的社会背景下,由上至下欺压盘剥,甚至凌辱的现象存在;而由于为政者的昏庸无道,产生了恶官当道、是非颠倒的局面,由此引发了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沦丧;又加上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这更加深了社会悲剧的产生。在家庭伦理方面,社会经济发展、贸易兴盛的背景下,拜金主义萌发,“唯金钱马首是瞻”的金钱观导致了子嗣不孝、为老不尊等财产继承方面的悲剧。进一步挖掘隐藏在李渔短篇小说中的深层含义。一方面,李渔运用隐喻暗刺的手段,揭示了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满清定鼎中原的情况下,汉族士子文人不得不委屈求全,以传承和维护优秀的汉族文化的屈辱下场;即使是这样,依旧得不到清朝统治者信任的悲剧。另一方面,李渔通过美丑对比的创作方法,在美丑的剧烈反差中突现短篇小说的悲剧因素。接着,本文推究李渔短篇小说之所以采用喜剧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寄寓深层悲剧因素于其中的原因。李渔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熏陶的文学家,在经历了朝代更迭、颠沛流离之后,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促使他要更加关切社会、关心民生;因而,他把对人生的体悟、对人性的思考写入了小说。但是,由于当时残酷的社会文化环境,李渔不得不采用隐喻和暗刺的描写手法,选择当时人们所喜爱的喜剧小说模式作为小说的外在呈现形式。这是李渔在文人的时代使命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时,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又能保全性命而采取的以退为进的圆融方式。故而,李渔的短篇小说并不是一味的缺乏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本文所揭示的李渔短篇小说的文化意义更有助于我们公允、客观地看待李渔,以确定他在明清小说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