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增长至64.7%,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46.7%,两者相差18个百分点。户籍城镇化率难以提高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受阻。尽管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力度推动农民工落户城市,但是有较大自主权的地方政府的“人才”偏好使得户籍制度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制度变迁和发展观念为理论框架,在梳理我国户籍制度演变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地方改革实践来展现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揭示当前我国推进农民工落户的现实难题,最终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从理论上研究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制度变迁理论和发展观念为理论框架,本文在分析制度变迁方式和发展观念不同组合模式的基础上,揭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逻辑,即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是遵循效率优先、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其次,本文探究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在地方实践中的内在逻辑与农民工的落户难题。第一,梳理了我国户籍制度演变及改革的四个阶段:户籍的自由迁移时期（1949～1957）、二元户籍刚性分割时期（1958～1978）、由指标控制向条件准入转变时期（1979～2013）、由条件准入向积分落户转变时期（2014～至今）。第二,在梳理地方落户政策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了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通过设置落户门槛——条件准入、积分落户——将落户制度异化为“人才”落户的内在逻辑,并论证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强制性变迁。第三,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究了当前我国农民工的落户难题:地方政府“人才”偏好与农民工理性选择之间结构性矛盾突出,具体表现为“低技能落不下,高技能不愿落”、“大城市落不下,小城市不愿落”,并进一步考察了大城市农民工的实际落户结果。最后,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第一,继续大力改革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降低低技能农民工的落户门槛。第二,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收益、降低市民化成本。第三,推动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民工的接纳度。第四,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最后,加快城市群、都市圈的建设和发展,提升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大城市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