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分析德国晚期浪漫作家恩·台·阿·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1819／1821)的叙事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小说叙事结构对艺术家问题的回应。　　 霍夫曼的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具有独特的叙事结构。小说整体上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构成,即雄猫穆尔的自传与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传记。穆尔的自传以第一人称夹叙夹议地讲述自己的成长发展历程。克赖斯勒的传记则是不知名的作者以第三人称写成的浪漫的艺术家传记。穆尔在写作自传时随意撕下克赖斯勒的传记作为垫纸,加之排字工人的疏忽,导致穆尔的作品成为两部传记的混合体,小说因此成为具有双重叙事结构的双重小说(Doppelroman)。但是由于两部传记存在局部内容上的联系,双重叙事结构并不显得突兀。　　 小说的两部分分别具有各自的结构特点。穆尔自传严格按线性时间顺序写成,是一部完整而符合逻辑的自传。它沿袭了动物文学传统(Tierdichtung),通过嬉拟讽刺了当时文坛中庸俗化的成长发展小说,以文学的幽默对有教养市民阶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讽。穆尔试图达到一种理想的艺术家境界,却无法摆脱其平庸的市民存在。　　 与穆尔的自传截然相反,克赖斯勒的传记本来就没有遵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再经穆尔的撕裂,便成为完全的非线性叙事和断片式的浪漫的艺术家小说。该部分应和了艺术家克赖斯勒的名字(克赖斯勒的德语原意就是“转圈的人”),首尾相连,结束于开始的情节。在克赖斯勒身上体现着艺术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张力,表现在激情与理性、自由与秩序、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却无法摆脱这一困境。混乱无序的叙事应和了其人格的分裂,“环形结构”正是他无法摆脱困境的写照。　　 两部分传记叙事结构的对立与内容上的呼应回应了小说的艺术家问题。一方面,穆尔试图摆脱其平庸的市民存在,追求纯粹的理想和艺术,另一方面,克赖斯勒试图摆脱艺术家的困境,达到理想和现实的融合统一。小说作者通过两种不同叙事结构,使小说两部分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处于持续的对话之中,小说《雄猫穆尔》因此全面再现并探讨了艺术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