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让·鲍德里亚[1]的学术思想时,学人们往往从鲍德里亚零散的概念性关键词和他所设置的“密码”切入,例如“消费主义”“超真实”“虚拟”,等等。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沉迷在鲍德里亚飘忽不定的札记和碎片式写作的迷宫之中,而忽略了他对于“形式”宏观上的理论建构探索。实际上,鲍德里亚关于“形式”观点并不像其晚期写作的表象那样跳跃和“游戏化”,“鲍氏形式观”有其发展脉络和一套自洽的系统需要进行梳理。同时,他对于“形式观”的贡献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和新型媒介的不断出现迫使我们在学术的“形式观”上进行不断的更新。在形式社会学的持续建构中,“形式”的概念及其延伸得以不断丰富,可以说早已成为了一个专门性的研究话题。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注意到形式社会学视野下鲍德里亚更广泛的关于“形式”的探讨。鲍德里亚自称“理论的恐怖分子”,他对技术及媒介的观点非常前卫且独特。对于后现代环境下的形式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精妙见解:“形式”自身获得了完全意义的独立,它不再需要指涉任何其他的形式或内容,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致命的问题”[2]急待处理。这些问题在鲍德里亚的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提出清晰完整的解决机制,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关键词中发现鲍德里亚应对新形式问题的策略。这也恰恰明确了一条我们早已迈上的道路,面对这些新的形式及其影响,我们必须迎接来自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