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洛奇是一个叛逆的保守者。从他对二十世纪各式各样批评理论的态度，对现实主义的坚持，对天主教教义在现代社会所遇到的问题的看法，当天主教教义在现代社会已不足以给人们带来安慰时其对人文主义关怀的回归，以及他在处理现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身份问题时的态度，看到的是洛奇既叛逆又保守的矛盾本质。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并回答围绕洛奇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天主教徒以及一个知识分子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并尝试从迷雾中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和真切的洛奇的形象。
　　洛奇是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分成两个类别，其一，学术文学批评作品;其二，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洛奇借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极力为作家身份的有效性以及小说作品的意义与功能进行辩护。在一个不断变化并且愈发对现实主义表现出反感的现代社会，洛奇极力捍卫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法的正当性。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身体力行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法的规则，并通过不断实验探索，努力拓展丰富现实主义文学表现的多样性。他作为一个叛逆与保守的批评家和小说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在二十世纪纷繁复杂的批评话语中他所持有的立场。作为一个闻名遐迩的现代英语文学教授与理论家，洛奇深谙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当大多数批评家都迫不及待地跟随潮流并盲目地随之而动的时候，洛奇的头脑非常清醒，他看到一些新兴的现代文学理论可能带来的危害以及这些潮流可能对优秀文学创作传统所造成的危害。在现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洛奇十分清楚各个潮流的起落浮沉，他努力坚持自己认为值得坚持并且能有益于文学创作的信仰。
　　在这个已经变化了并且还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洛奇的有些信条不免显得有些老套。不过，洛奇认为，只要这些老的传统是有益的，那么它们就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被发扬光大。当后结构主义者们宣称说"作者已死"时，洛奇反驳说这种说法与事实相去甚远。他认为作者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创作实体是小说所传播信息的最为重要的源头之一。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倾向于将一部小说消减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构或者消减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符号的自由戏耍。和他们不同的是，洛奇认为每部小说表达的信息以及其表达信息的方式都有其独特性，既不应该否认小说作品的独特性也不应该抹杀小说传达信息的有效性。洛奇不赞成要求小说肩负改革社会改革世界的重任这种激进的观点，对于他来说，小说的功能在于再现与解读世界，而不在于改革社会。改革社会的重任更应该落在社会活动家身上，而不是小说家身上。洛奇看到这种将小说政治化倾向的危害，认为这可能会危害小说的艺术性。洛奇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融合进他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希望藉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帮助他可以弥合传统人文主义的信念与现代人文学科的最新发展之间的隔阂。洛奇希望将不同的话语带进一种对话的关系，并通过这样的对话获得对整个世界更为全面的认识。洛奇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忠诚，这在很多他同时代的批评家眼里是很叛逆的做法，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早已过时，己不能充分地再现现实生活。洛奇通过其在小说形式与小说技巧方面的成功实验向世人证实了现实主义小说并没有过时，它还充满活力，具有很深的艺术张力，并能够接纳吸收一系列的创新性的表现手法与技巧。洛奇向人们展示了现实主义小说在刻画现代人们的现实生活时一如既往的强大与高效。与大多数二十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家所认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元语言这种观点不同，洛奇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对话性的关系。洛奇的很多小说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一种针对文学批评问题的元语言，在这些作品中，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话语被引入小说中并与小说构成对话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对话关系有利于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获得更为完满的发展。可以看到，当洛奇致力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活力并为小说的作者、小说的意义以及小说的功能进行辩护时，他真正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护经由现实主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人的价值。
　　洛奇是一个既叛逆又保守的天主教徒。本文详细探究了洛奇对天主教教义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的刻画以及在死亡、永恒与来世问题上天主教与人文主义的对话。洛奇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与人文主义者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首先，这种矛盾性体现在洛奇在其小说作品中对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代天主教徒所面临的问题的态度;其次，这种矛盾性体现在洛奇对天主教教义与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对话性关系的分析;最后，这种矛盾性体现在当洛奇发现天主教己无法给人们带来安抚与慰藉时其为提供人文主义的关怀所做的努力。二十世纪对于宗教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充满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对那些在天主教教义教导下成长起来抑或是后来皈依的天主教徒而言尤为如此。他们在这个现代社会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当整个社会正朝着一个更加开放的性解放的方向变化时，这些天主教徒却仍被他们的教会要求要力行禁欲。性与节育的问题愈发地使普通天主教徒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天主教徒们开始质疑他们教会教条的绝对可靠性以及这些教条与真理之间的距离和差异。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能走多远"的问题，他们不解为什么他们要继续他们的信仰或者用什么方式他们才可以继续他们的信仰。
　　让天主教信仰经受空前危机的是关于死亡的问题以及人们对于天主教原来期许的天堂与来生的真实性的质疑。在现代世界中，当天主教徒面对死亡以及对永生与来世的质疑时，天主教教义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和有效的安慰，天主教信仰受到极大的挑战，已经再无力凝聚整个天主教世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渐渐松散的天主教。正当天主教教义的力量渐渐消退之时，人文主义被引入到洛奇的文本世界中来抚慰那些不安的心灵。此时，人文主义似乎接过了部分原来由教会所承担的角色，为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无助的灵魂带来安慰、鼓励与希望。在探寻生命与死亡的意义的进程中，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洛奇:开始时他叛逆地质疑天主教教义的有效性，当他发现天主教的教义不足以给人带来安慰时，他转而引入人文主义，希望藉此能给人们带来关怀和希望。
　　洛奇同时还是个既叛逆又保守的高校知识分子。本文研究了洛奇对于身份危机的意识，指出这种意识乃主要源自他"分裂性的存在"，即同时既是高校教师又是小说家的双重的身份。紧接着他意识到关于身份危机的意识是现代社会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他对普遍的自我意识的危机和身份危机的刻画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身上所体现的叛逆与保守的矛盾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大学知识分子生活以及知识分子们对身份危机的意识的刻画上。身为一个大学教授与小说家，洛奇非常清楚学术界这个"小世界"的里里外外和起起落落。大学作为社会变化的孵化器以及人类探索的前沿阵地，它已非昨日完美理想的象牙塔。其内部的动荡和整个社会的动荡同等激烈，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敏感的群体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来自学术界内外的变化与动荡。他们对于作为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们暴露在现代人们对于自我与身份的质疑当中。在现代社会中，他们对于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质疑使他们从象牙塔的美好梦想中惊醒并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围绕在他们周围的身份危机。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新的力量和影响因素不断打破这个社会原来封闭的系统，整个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社会的旧有结构受到冲击变得破碎，原本身份意识的建构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变得脆弱而不再稳固。社会原本固化的体系被打破成为流动的体系，它本来建构起来的结构遭到解构和瓦解。其结果是前现代社会中所普遍存在的稳固的身份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严重的损毁。通过他的小说，洛奇似乎寓言式地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遭到解构的社会中，社会的结构还有没有可能被重新建构？当界定身份的要素被调换，是不是人们的身份也成了可相互置换的东西？如果身份是可相互置换的东西，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身份是否还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变得摇摆不定时，人们对于身份的追寻到底还像不像古老时期骑士们的追寻一样带有无上壮丽的色彩？另外，当这些高校的知识分子们出发开始他们的追寻时，他们在这个学界的小世界中寻找的圣杯到底还是不是那个古老的但是确凿的圣杯？还是说他们所追寻的圣杯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存在？如果人们追寻的目标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确定，那么人们追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对洛奇来说，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追寻本身。当圣杯这个象征人们追寻的目标的意象在现代社会中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时，人们的探寻本身或许可以作为身份的最佳存在，身份在探寻的过程中受到不断的塑造与再塑造，定义与再定义。这看起来有很明显的存在主义的倾向，但是在一个社会结构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个人存在社会中，界定个人身份的最佳方式乃在于个人的选择以及其努力促使自我的意识与身份的认知回归人性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个由于破坏力强盛的后结构主义所造成的动荡中，似乎只有人性的集体意识才足以提供坚实的基础用以构造有意义的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于是看到，开始时洛奇站在一个超然的角度来讽刺和揶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所碰到的身份问题，结束时，洛奇变成了一个保守者，严肃地捍卫着知识分子作为广泛的人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身份。
　　总而言之，真正的洛奇总是抱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他从来不盲从主流，相反，当某个潮流可能会对人类自我意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努力遏制或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引导这股潮流，同时，他歌唱那些他认为能够有益于人类存在并丰富人类经验的古老传统和信仰。每次开始时洛奇都会叛逆地讥讽挖苦现代社会的变化给文学与文学研究、人们的信仰以及身份意识带来的问题和挑战，而结尾时的洛奇都会是一个善良的认真的作家与学者，教导人们并展示给人们人类传统中最美好的并被广为珍爱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