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证券法》明确全面推行注册制,中介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的“看门人”,接替监管部门把控信息披露质量。我国《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要求,虚假陈述的中介机构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就投资者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根据审判实践,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边界模糊,存在责任区分困境。一方面,全部连带责任不利于实现实质公平,容易导致中介机构崩盘;另一方面,欠缺指引比例连带责任的具体规则,法院裁判说理不够充分透明。如果中介机构责任承担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影响到投资者保护效果和证券市场发展质量。向中介机构施加比例连带责任有违连带责任的传统内涵,但却更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应当完善中介机构的过错认定,明确过错类型对应的责任后果,减少司法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分类整理裁判案例,分析注册制背景下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对我国中介机构在虚假陈述纠纷中的责任承担问题进行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另辟四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主要研究信息披露制度下的证券虚假陈述。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证券欺诈行为,连带责任是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侵权责任的一般共性,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要承担连带责任。就司法实践来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判例在数量、罚金、诉讼人数上明显增加;法院欠缺认定中介机构连带责任范围的统一标准,而且中介机构承担的连带责任份额过重。第二章主要研究虚假陈述中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就规范立场而言,《证券法》偏向全部连带责任,司法解释提倡过罚相当。连带责任的分配主要依据原因力强度和过错大小,中介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注意义务、勤勉尽责程度是影响原因力强度和过错大小判断的重要因素;美国证券监管通过“区分模式”和投资者证明合理信赖来确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第三章主要研究新《虚假陈述规定》关于中介机构责任承担的应对和不足。通过新旧司法解释的对比,发现新《虚假陈述规定》就中介机构责任承担问题趋于理性,不仅扩大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还增设中介机构免责抗辩、允许部分连带责任人内部追偿,一定程度上缓解中介机构的担责压力。碍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新《虚假陈述规定》回避比例连带责任的争议,关于中介机构“没有过错”的证明逻辑混乱,将新《证券法》第163条的过错细分为“故意”和“过失”后,没有安排对应的责任后果。第四章阐述虚假陈述中中介机构连带责任的完善建议。加强中介机构过错责任的分层是完善中介机构连带责任份额确定的前提。新《虚假陈述规定》取消行政前置程序后,法院需要改变依赖行政处罚决定的做法,加强尽职独立调查,细化中介机构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过失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个过错类型对应的责任份额,允许轻微过失的中介机构免于担责,在发行人等第一责任主体完全履行赔付责任前,中介机构可以获得先履行抗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