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秉持了“有益劝惩”的核心观念,记载一千多则故事。对于社会的风化劝惩,刑名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话题。《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刑名故事,因纪昀对刑名活动的了解和自然实录的创作风格而具有较大研究价值。纪昀的刑名书写是典型清代文人话语形式。文人对刑名活动具体实践有较深了解,在叙述所见所闻时,一方面秉持礼法观念,维护社会长治久安,自觉拥护官方话语;另一方面对具体实践的复杂性有所表现,认可民间话语所追求的世俗公正。《阅微草堂笔记》刑名故事叙事视角多变,纪昀以客观冷静笔触进行书写,限于朝臣身份,即使批评也较为隐晦。具体案件在叙述时比较重视案件事实逻辑,县令明晟重视细节并擅长逻辑推理,作者表示了明确的赞扬。案件处理上强调礼法,回归劝惩主旨。纪昀对鬼神态度微妙,对冥司审判和“祈梦断狱”有独特认识,虽质疑鬼神存在,却不妨碍以鬼神为劝惩的策略:借冥司审判以讽劝现实,尤其是不法官吏;同时否定“祈梦”证据的真实性,认为鬼神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纪昀以不同方式对官吏和百姓进行劝惩:他在劝惩官吏时较为隐晦,或在冥司背景下进行,或以优秀代表为榜样;劝惩百姓时则表现出文官团体的特征,认为百姓多愚昧,多用因果报应来劝导,期望达成息讼的社会环境。基于对刑名故事的分析,可以对纪昀和蒲松龄的小说叙述进行对比:纪昀在创作中更重视文学技巧,叙述手段和叙述方式更为严整;蒲松龄在创作中更重视情感表达,叙述策略重在引起读者同情式认同。与之相对应的是二者的叙述声音:纪昀讲述故事时力图淡化作者声音,完整呈现较为客观的故事,在故事之后的议论里表达观点;蒲松龄在故事中常常有一个明确的情感投射对象,对人物也有鲜明的作者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