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金融业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使银行信贷成为我国绿色金融实践的前沿领域。将环境绩效引入银行信贷是有效实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信贷结构调整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从而引导经济向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变的重要前提。近年来,趋严的环保法规与企业不断提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为银行推行绿色信贷提供了必要的企业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的环境绩效是否影响其债务融资能力,探讨银行在贷款时是否合理利用了环境绩效信息,并以《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作为政策时间点,分析指引是否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能力、加深了环境绩效与债务融资的关联,探讨该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果。本文以2009-2018年和讯社会责任评分中披露的804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参考《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样本划分为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企业,分别以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和债务融资成本作为因变量,研究环境绩效和绿色信贷政策对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整理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和外部监管的环境处罚信息,参考和讯社会责任评分构建核心解释变量——环境绩效指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环境绩效与债务融资的关系。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划分政策实施前后时期,以重污染企业为实验组,使用面板回归及双重差分模型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进行分析。本文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企业的环境绩效是否影响企业债务融资的规模和成本,二是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是否通过收缩债务融资规模、提高债务融资成本从而约束重污染企业的融资行为,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重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与债务融资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即环境绩效越好的企业,获得的债务融资越多,绿色信贷分类管理制度的推行和鼓励银行发放绿色信贷的配套政策使得银行授信向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倾斜;（2）企业的环境绩效与债务融资成本不存在相关关系,环境因素未对企业的违约风险产生影响,且银行未在贷款定价中落实差异化的环境风险管理,因此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在债务融资成本方面没有体现出显著的优势;（3）《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在多年内持续显示出对重污染行业信贷规模的抑制作用,达到优化信贷结构、扶持环境绩优企业的效果;（4）《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仅在短期内对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产生影响,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长期影响不明显,银行对环境绩效达到授信门槛的企业未采取进一步的环境风险管理,未按照环境风险给与客户差异化的成本安排。环境会计及审计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银行贷款定价实行差别化环境风险管理的动力不足,是政策未能在贷款定价中进一步利用环境绩效信息的主要原因。本文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环境绩效信息共享方面,应推动建设企业、环保部门、金融机构、公众多方共享的绿色信息平台;（2）环境绩效信息评价方面,应推行标准化的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并尝试建立特殊行业的环境评价体系;（3）绿色信贷制度建设方面,应促进环境风险管理在授信全流程中的应用,监管方应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考评体系,加大对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实施情况的考核力度;银行应在贷款定价方面进一步落实环境风险评估和分级制度,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本文丰富了环境绩效与债务融资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并结合固定效应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从多角度评价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使用第三方评分机构以及公开的环境处罚数据对环境绩效指标的构建进行改进,为构建合理全面的环境绩效指标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以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不足以代表其他企业的情况,自愿的环境信息披露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证结果;其次,本文选用企业财务数据作为债务融资成本的指标,财报数据口径可能会影响指标的精度和实证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