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原先的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城市的布局表现为新城环绕旧城并逐步外延的发展趋势。伴随我国飞速的城市化发展，许多处于城市中心的旧城区，因为陈旧的基础设施，杂乱的业态分布以及过高的人口密度而无法跟上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脚步。为改善民众生活，保护历史文化风貌，促进旧城经济发展的旧城更新和改造在我国轰轰烈烈的上演。如何将这些具有历史与文化意义的旧城街区改造，放置在当今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用社会学的观点加以分析与诠释呢？　　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开启了社会与空间辩证关联的研究大门，启发人们用空间的思维去审视社会，为社会学想象的延续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在认识论上澄清了以往研究对空间的误读，强调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使用空间分析的视角来关注全球背景下中国城市旧城更新过程中社会过程与空间过程的深刻互动，人们在改造城市空间的同时，实质上已经是在改变城市社会了。　　吉登斯曾强调“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从国家经济重建、世界体系转向当地研究，应该主要研究当地社区活动和实例”，本研究使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北京大栅栏这样一个历史街区的改造进行研究，以分析空间生产的过程，发现这一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意涵，去探究形塑空间的力量及其运行的机制和结果。　　本研究首先从空间分析的视角出发，把大栅栏地区空间演变的过程纳入到社会发展的框架中，去理解它从明朝时期的“外城集市”到后来的“商业消费中心”，乃至如今的“京味本土精致商业文化”展示区的发展脉络下，空间建构主体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或缓或急的变化，在不同的利益与冲突中，大栅栏被历史地生产出来，而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又能动地影响了空间的形塑，从而凸显连续且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当下大栅栏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本研究使用列菲伏尔的三元空间分析框架将大栅栏地区的规划设计、政府的空间政策和空间想象等都归置于“空间表征”;把大栅栏地区的改造以及在改造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关系和被社会生产的空间关系都归置于“空间的实践”，来分析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空间生产中的机制。研究发现政府是城市规划的直接领导者与决策者，尽管在空间表征上不断宣称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空间实践上却是以发展经济为根本目标，因此在空间实践中出现了仿古建筑与街道，这样的空间实践是构筑在拟象的基础之上的，所设定的服务对象就是游客与城市休闲者，原住居民完全迁离。　　虽然政府对于空间的型塑具有很大的宰制权力，在对空间实践的分析中，研究发现在政府空间形塑力量背后还有一支重要力量——资本。一方面政府的城市建设和改造资金紧缺，需要引入私人资本进入解困，另一方面，改造中的地产开潜藏的极差地租和历史街区本身的垄断地租收益吸引资本投资。在政府的拉力和利润的推力作用下，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的改造模式下，资本顺理成章的进入到大栅栏地区的空间生产中。　　政府作为隐而不现的开发者，通过“合法、合理、合情”的政策策略为资本开发扫清了道路。资本将大栅栏历史街区变为旅游文化消费区，生产出一个消费空间，也再生了浓缩于瓦砾之中的历史价值。在资本的经营下，把消费的空间转化为空间的消费，旅游观光者占据了这里，而居民被排斥在空间之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改造大栅栏的空间营造中，是政府与资本合力推动下的空间生产，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的生产，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再次，本研究使用表征空间来缝合历史文化保护空间表征与具体空间实践之间的落差。相对于政府和地产商的权力，居民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往往是“失语”的，处于天然的劣势。但是居民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透过对空间的挪用等策略来“抵抗”空间的规训，隐约显现出在城市底层抵抗的可能性，只是当前这种力量还没有成型。这主要是因为居民更强调的是自身经济利益和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而历史文化保护并不是其关注点，他们既便是被资本排斥在空间之外，也浑然不觉。　　最后本研究提出一种发展中国家应该警醒的城市发展观点:即便以经济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最后皈依，但必须要顾及城市的独特性，强调地方特色。而历史文化正是地方独特性的最好展现。因此要保持地区的独特性和真实性，就需要把地方居民的生活纳入其中，并且鼓励和培养居民对于空间自主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营造中。　　从本研究论文的结构来看，主要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介绍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并且在前人研究成果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研究的主体部分，对大栅栏地区的空间生产做了详细的分析与阐释，分析空间实践中的权力流动，探寻空间生产的机制和结果。第三部分是对研究总结，概括了研究的发现，探讨研究局限，展望后续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