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的夏天,我与同届其他研究生共同参与了一项由王澍老师指导的关于杭州城中村的研究。我们在近两周的时间里,对杭州主城区的64个村子进行了实地走访和调研。并对这些城中村根据不同现实状况进行了记录和分类。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城中村所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建造。在城中村中,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建筑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城中村狭小的区块内,在此基础上,还有大量了自发搭建物生长在这些建筑之上。这种饱含多样性和差异性建造的城中村区域与非城中村的区域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城中村之外,在以大规划为操作方式建造的新城市片区,充斥着大量的,崭新的,巨大的城市构筑物。宽阔的城市快速路和高架,高层高密度的住宅区,以及高层林立的办公商业中心等等。虽然在本科阶段就已经涉及到关于城市的讨论,也有过对城中村现象的关注,但如此细致的分析比较却使我对城中村和城市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但我也发现,城市内部的一种丰富性正在消失。这源于杭州对于城中村的全面改造。杭州市内部的城中村都面临着被拆除或者改造的命运。为何这些在中国伴随城市发展而出现的城市片区被当作城市化的障碍,并且似乎成为中国所有城市都想要消除的对象。这种操作与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有着紧密的关系,如果回顾中国近现代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变化,尤其在1949年之后,我们大量借鉴学习了苏联的城市规划理念,而苏联的城市规划思想又受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下功能主义的双重影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下进行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是形成了一种从城市宏观角度规划城市路网,布局城市功能分区,经济技术指标来思考城市的方法。而这种思想和对应实践成为一种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范式”。从苏联引进的同样还有建筑设计院模式。这种继承性使得新中国之后建筑设计思潮受到了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影响。并且由于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带有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使得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1。范式的概念并非是建筑学的而是来自于科学研究领域,它指代了科学领域中某一从思想到操作方法的整体操作系统。在这种意义上,当下的城市操作方法就具有了一定的范式意义。中国城市中的城中村的出现是受现代主义思想影响城市规划的实施而伴随出现的。但却是脱离于规划控制的,是原有城市规划思想之外的另外一套体系,或者说是属于另外一种具有范式2意义的系统。规划者要完成对城中村的重新设计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征迁和拆除,然后再将城中村流转为城市规划底图上的一个色块进行新的功能划分。这就使得原有的城中村所面临的建筑层面的问题转变为城市区域的规划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现有的规划和建筑设计范式可以对其进行完全的操作。这是因为现代主义的操作方式是难以直接作用于城中村的。这就显示着当下以功能主义为核心的城市操作在面临城中村的所包含的范式问题上,存在着同科学领域中相似的不可通约性3。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的城市规划者在面对城中村所采取的一系列方式方法就值得我们去反思。或者说,我们以往所适用的专业的城市分析方法在面对城中村问题时是否还继续适用呢。由此,城中村问题并非只是简单的城市中的局部更新问题,它是一个范式系统对另外一个范式系统的全面替换,这是一种城市系统性的转变问题。在本篇文章中的讨论其实并非只针对具体的城市和城中村而言,而是以更宏观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城市和乡村问题。这里会涉及到对建筑思潮转变的讨论,对建造的讨论,和更宏观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意识及方法论的讨论。这些讨论所包含的理论借鉴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王澍老师,阿尔瓦多·罗西、C·亚历山大以及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他们对建筑和城市设计理论及方法的讨论和具有哲学性的反思将是这里讨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