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资政策经历了初步探索、有序调整和积极主动推进开放的过程,外资开放程度和外资利用规模不断扩大;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外资准入政策具有明显的产业差异,FDI进入带来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使上下游间的经济关联更紧密;且处于转型初期的中国工业行业更多从事加工、组装等下游产业链工作,跨国企业更易通过前向关联影响下游工业企业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提高是否会通过前向产业关联影响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在外资开放过程中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本文梳理外资自由化、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方式,然后基于中国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产业投资目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与投入产出表测算上游外资自由化指标,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计算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分析中国外资自由化和中国劳动收入的发展现状。其次,梳理相关文献从理论上分析上游外资自由化对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2007-2019年中国工业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上游外资自由化对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并根据企业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进一步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上游制造业和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外资自由化对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上游外资自由化提升了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上,上游外资自由化有助于提升中间品质量,促使下游企业技术进步呈现劳动偏向型,进而提升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分组回归分析表明,对于内资企业、高技术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上游外资自由化对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下游制造业外资自由化始终促进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外资自由化先抑制后促进下游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高,且其影响作用更大。本研究有助于从上下游产业关联角度理解中国外资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缓解收入差距问题提供政策启示,同时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应对外资政策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