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已步入经济新常态,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求。我们应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于科技等创新要素上,依靠创新驱动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越高,就越能占据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国家的经济才能处于领先地位。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技术创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难免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因而政府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如何提高政府在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政策实施效率,保证创新驱动发展稳步运行,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财政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3到201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不同阶段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科学评估我国不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借助系统GMM方法考察了财政政策对高技术产业不同阶段创新产出的动态影响,实证发现:从整体上来看,政府补贴更有利于基础创新产出提升,税收优惠更有益于应用创新产出;分区域来看,针对基础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对中西部地区基础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明显要好于东部地区,而税收优惠对东部和中西部基础创新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针对应用创新产出来看,政府补贴对东部和中西部均无明显促进作用,而税收优惠对东部的影响效果则要好于中西部地区。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政策对高技术产业不同阶段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实证表明:政府补贴只对本地区基础创新产出有促进效果,对邻近地区并无促进效果。而税收优惠不仅能造成本地区应用创新产出的提升,同时也对邻近地区的应用创新产出有积极影响。效应分解的结果进一步阐释了政府补贴对邻近地区的基础创新产出有负向溢出效应,而税收优惠对邻近地区的应用创新产出有正向溢出效应这一特征。对比政府补贴及税收优惠的影响系数,发现税收优惠对应用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要好于政府补贴对基础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依据结论给出以下相关对策建议:加强财政政策精准执行的监管;因区施策、因企施策,有针对性地采取财政措施;建立税收优惠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财政体系;破除地方技术保护,积极建立区域间的创新合作机制;停止“竞价挖人”,缓解发达地区人才“虹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