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成书的《镇原慕氏族谱》为切入点,重点访谈了该书的编纂群体——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平凉市的慕氏族人,分别从“事件”、“过程”、“记忆”、“仪式与象征”、“权力与组织”五个角度分析了镇原慕氏修谱的过程。内容聚焦于慕氏修谱的过程中,挖掘修谱过程中的“人和事”,透过“事”凸显出人的修谱“行为意义”的多元。编修族谱作为宗族最具有文化意义的家族行动,是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重建与延续主要方式之一。以慕氏为例,在“事件”和“过程”上,精英群体以宗族的已逝的民国精英慕寿祺迁坟事件为契机,在陇东慕氏群体中形成修谱共识。通过组织编修班子、筹措经费、搜集整理族谱资料,从新编撰了囊括陇东慕氏大房、二房、三房的族谱,并完成了陇东慕氏族史的重新考证与书写,从而实现对于宗族文化话语权的控制。在“仪式和象征”、“记忆”、“权力与组织”三个环节,精英群体利用搜集而来的族谱资料,以族谱编修理事会和编纂委员会的组织名义,或民主选举,或以个人威望与声誉,或以世系辈分而获得的权力,对宗族历史、宗支概况、世系传承等有关族谱的“史实”进行事实性的再建构与强化。对于宗族历史记忆部分,主要修补其自然性灾难与政治性运动所遗失的断篇环节,使得宗族历史得以完整呈现。此外,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精英阶层在涉及自身的宗支归属以及自身宗支的宗族贡献力的书写时更多的体现话语强权,随之引发了宗族内部关于“修谱权”的争夺。结语部分引发笔者的三个思考,首先本研究基于慕氏的修谱实践,结合慕氏的迁徙历史,特别是从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汉族群体的实际出发,来认识汉族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的整体性规律,这是不同于传统的研究视角的。其次是有关“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思考。在传统中国,我们不应该将植根于宗族内部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机械的对立,而是应该看到他隐藏在宗族内部的社会与文化的同质性。最后是关于“宗族修谱周期”的讨论,指出精英阶层通过“10—30”规律,借助重要人物的在世期间的影响力,族群的重大历史变迁时期宗族现状,国家的重大历史变迁时期的机遇来对宗族族谱的书写权力展开追逐,完成族谱的重修与续写,进而完成宗族话语权代理人的继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