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仁义之邦”的美誉,乐善好施、助人为乐是被广大民众所推崇的仁义之举,因此日常生活中请友人吃饭、邀同学出游、搭便车等好意施惠行为也成了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也许人们在从事这些行为时只是出于单纯的人情事故或沟通联络感情之目的,而不会联想到和法律有任何的关联,且法律对于这些复杂而敏感的亲情和友情等问题也疏于过问。然而生活却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善意的初衷也往往会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麻烦,好心帮倒忙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屡屡发生,有时承担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因此对簿公堂的也并不鲜见,此时单靠双方的情谊力图对双方矛盾进行缓和化解就显得力不从心。对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法官在处理时也难免会产生困惑,这种好意施惠行为应当如何界定?是属于合同行为抑或是侵权行为?如果构成侵权行为,那么行为当事人的情谊意图能否作为责任减轻的考虑因素呢?然而,面对诸多的疑问,学术界或司法界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学术界对好意施惠行为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在德国和台湾学者零星的法律专著之中略知一二。而司法界因国家不同对此类行为的认识也有差异,相似案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判决。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原本好意施惠关系中隐藏的纠纷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如何在法律层面上对这些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或者潜在的可能引发的纠纷找到一个解决的出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因此笔者将好意施惠作为本次毕业论文选题的对象,希望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有限研究中,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研究和探讨,总结归纳出自己的思路,给好意施惠行为一个法律层面上的合理定位,最终给司法实务以一定的借鉴。在行文上笔者将全文分为四部分,从好意施惠行为的概念与分类入手,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其与法律行为、事实行为进行辨析,得出好意施惠独特的法律性质,应当属于一种社会层面的行为,同时又进一步将好意施惠与实践中与其具有很大相似性的无偿合同、无因管理、戏谑行为、见义勇为等行为进行了对比,以明确好意施惠行为的性质和特征。进而探讨在实践中如何对一项具体的好意施惠行为进行界定以及因好意施惠行为发生纠纷时如何进行损失分担。但因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有限,加之个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限制,有些分析可能不够深入,具体观点也许还存在欠妥之处,但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引起理论及实务界对好意施惠研究的重视,从而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