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交替期，在新旧书风的影响下，铭石书的形态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新书风繁盛的东晋，这种新旧混杂的现象在铭刻书迹中表现得很突出，隶书有楷意，楷书遗留隶书的痕迹，笔者在此统称为隶楷，而《爨宝子碑》与《好大王碑》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魏晋碑刻书法在清代乾嘉时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鲜有问津者，从南北朝至清末之前的书家亦是鲜有提及，更何况取法于此了。直至清晚期，人们之所以开始对魏晋碑刻书法有所关注，得益于清乾嘉年间金石考据的兴起。清代嘉庆年间，金石理论家阮元首次提出了“尚碑”的审美倾向以及魏晋碑刻书法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征，开启了清代书法家和理论家对于“魏碑”这一崭新艺术审美探索的道路。阮元提出包含有“北碑”这类较为宽泛的碑刻概念，而将“魏碑”的概念明确提出的是包世臣和康有为，碑学理论所提倡的魏碑书法艺术也日益繁荣。《爨宝子碑》与《好大王碑》同为东晋时期碑刻书法作品，两碑所处地域一南一北，皆远离当时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圈，各自都有其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作品风格面貌差异较大，亦可视为当时方、圆两大类风格代表性作品，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和举例论证的研究方法，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参考，通过对《爨宝子碑》与《好大王碑》两碑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石刻材质和书法风格特征以及具体的结字、点画用笔特征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对比和研究，从而进一步阐明魏晋碑刻书法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义，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以及书法实践审美意趣的研究，来发掘魏晋碑刻书法对我们当下书法创作的意义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