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代孕”也成为了人们日常关注的话题,有关“代孕”的法律研究也日渐深入。2021年1月,郑氏女星因代孕事件掀起舆论狂潮,公民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此,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发声批评该女星的行为,并且认为代孕难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发文,认为从何种角度而言,代孕都难以被法律以及道德所接受。共青团中央、紫光阁等官方微博也纷纷发文批评这种行为。2021年,一代孕母亲因染梅毒遭遇“退单”,坚持生下孩子却无法落户的话题登上网络热搜,“代孕”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制定有关代孕的法律,法院针对代孕问题依赖原卫生部的规章及民法法律原则进行裁判。然而该部门规章仅对医疗机构具有行政上禁止的权利,并不构成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法院将代孕认为是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之行为的观点,似乎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有关代孕的法律定性仍处于真空地带。然而,在代孕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形下,地下代孕机构日益猖獗,严重侵犯了代孕女性等弱势群体的人格权益与求偿权等,法律不应当对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置若罔闻。因此立足于我国国情和法制的背景下,如何在代孕过程中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以彰显公义,代孕女性能否主张违约及侵权责任,代孕女性维权的路径如何构建,这些都亟需法律进行回答。本文从代孕当前的立法司法及后果现状出发,参考国内外代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代孕限制性开放及法律规制方式进行梳理并给出拙见,以期我国法律加强对代孕女性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引言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并对现的有关代孕的学说进行总结,对代孕协议效力、监护权问题等进行归纳。第一章笔者从代孕的现状入手,对代孕类别进行总结、对代孕立法司法现状进行分析,以及对代孕无效的情形下当事人权益受侵害进行梳理,继而认为代孕不应当被完全禁止,而应当对代孕限制性开放。第二章笔者通过对代孕限制性开放理论依据进行探究,即分析代孕限制性开放的现实及法律基础,认为其限制性开放具有物质及理论支撑,并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等原则。第三章为笔者对代孕限制性开放的合法性边界分析。笔者通过对代孕类型边界探究,认为完全代孕类型且无偿或有偿非商业代孕类型可合法化。笔者认为代孕协议应当符合某些强制性规定,如代孕参与者的资格应有限制,不符合资格的主体进行的代孕活动无效。代孕限制性开放还应当对意思自治内容进行约束,契约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比如代孕协议对代孕女性人格权、自我损害行为限制边界,契约自由不应当排除或损害当事人知情权、身体权等。第四章为笔者对代孕限制性开放的法律规制意见。笔者对于前述问题提出法律上的规制建议,以期解决代孕可能引起的现实问题,方可保护代孕各方参与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