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犯罪被害人学的持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被害人过错及其责任问题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 与犯罪学不同，立足刑法学研究被害人的问题，必须关注的是，被害人的因素究竟会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等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犯罪学关注的是犯罪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和预防对策，学科领域比刑法学广泛，因此，其被害人的概念可以包括一切由于犯罪行为的影响而遭受直接或间接、精神或物质损害的人。而在刑法学的视野中的被害人，只能包括由于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具体权利并由此而直接承受物质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人和单位。 犯罪不完全是犯罪人单方所决定的，被害人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制约和推动作用。事实上，作为犯罪互动中的一方主体，被害人对于犯罪的发生、发展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是直接的推动作用。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忽视被害人的过错而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状况及其对案件的作用往往为考量被告入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刑法学角度看，犯罪被害人过错是由被害人作出的，与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发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且基于社会伦理和法律精神应受非难的行为。犯罪被害人过错具有过错的客观性、行为的不良性、自身的被害性、时间的确定性、评价的基准性、作用上的关联性等特征。 刑法领域中的被害人责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作为减轻犯罪人实体刑事责任的依据；其二，作为对被害人自身不当行为或状态的否定性评价。被害人过错与量刑的关系：被害人的过错对于量刑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被害人对危害行为发生存在过错的情况及其过错程度影响到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为因果关系的进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主客观的统一，包括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实害及行为人本身体现出的主观恶性。对王勇案与许霆案的实证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晰被害人的过错对于量刑的影响。 刑法领域中被害人责任的正当性依据：（一）回复社会正义。（二）符合现实需要。刑法领域中被害人责任的理论根据：（一）犯罪原因论———加害—被害互动理论。犯罪的社会联系中包括着受害人，而受害人的社会联系中也将罪犯包括在内，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和罪犯各自存在于一种互相有关系的主客体中。（二）刑事责任论——期待可能性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阻却、限制刑事责任的事由，是因为期待可能性是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期待可能性较大时，罪过就大，期待可能性较小时，罪过就小。期待可能性体现的是法不强人所难原则。 刑法中被害人过错制度现状：关于被害人过错，在世界众多国家的刑法中还未见到系统的规制，但都有着一些零散的相关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正当防卫制度。其二，在一些互动性较为明显的犯罪，如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中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减轻或从轻量刑情节。在我国刑法中，虽然被害人过错日益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但在刑法典中，并不存在被害人过错的规定，因此，被害人过错仅仅只能成为量刑中的一个酌定情节。 将被害人责任纳入罪刑相适应视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利于更全面准确地界定刑事责任，公平地对待犯罪人和被害人。其次，有利于限制国家权力对犯罪人的过度侵犯，也有利于运用最小的刑罚量达到最佳的刑罚效果，以实现刑法的谦抑和经济。最后，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刑法中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制度化构想：针对被害人有重大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法定化问题笔者认为被害人责任在刑法中的理想化解决方案，可以体现为规定如下原则性条款：“由于被害人的不当行为或状态对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适当减轻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本法所指被害人，系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自然人或者单位。犯罪人利用被害人不当行为或状态实施犯罪的，或被害人为不特定多数的，不适用本条的规定。”另外，借鉴国外一些成熟的相关立法，建议对我国现行《刑法》第232条进行修改。